内容提要：晋蒙粮油故道是清代前期至民国年间主要以黄河为纽带沟通内蒙中西部与山西北中部的一条商路，空间距离1300多公里，持续时间200多年，运输的主要商品种类是粮油、盐碱以及中草药。这条旧式商道是随着内蒙古中部土默川、后套两大平原的农业大开发而兴起、发展的，具有单向性、季节性、不平衡性和区域性等显著特征，它成就了商道沿线一系列重要的口岸城镇，带动了相关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内蒙中西部的开发，有助于山西北中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清代早期至民国年间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发展过程中，有一条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商道，即山西与内蒙之间以黄河为纽带的商品运输线。通过这条水陆相接长约1360公里的商路，大量产自内蒙的粮食、油料、盐碱等日用物品顺着黄河输入山西北中部，对山西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条商道，学术界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晋蒙粮油故道的命名

　　重要历史事件或现象大都有对应的名词概念来表述。这些概念的形成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事件或现象发生后由时人予以命名，另一种是后人加以冠名，“晋蒙粮油故道”这一名词属于后一种类型。这条商道虽然存在了200多年，但时人并没有给它起名。“晋蒙粮油故道”的名称是笔者在了解这段历史过程之后，根据其时间、空间、史实特征，加以总结概括而提出来的。

　　当然，给远去的历史现象命名必须要有充足的史实和史料依据，否则就难以令人信服。在商道涉及地区的地方史志中，笔者发现了几条极有价值的史料。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孝义县志》物产民俗卷记载：本地“人多土瘠，虽丰岁亦不赡，一邑之食多藉外来商贩自延、榆、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等处木筏装载，由黄河而下至永宁之碛口（今山西临县境内），复陆运经宁乡（今山西中阳县一带）至孝，商贩多止孝义，汾、介（山西中部汾阳、介休）又自孝义买去。故岁藉补给，又获商人之利焉”。这段史料表明，乾隆年间甚至再往前，连接今天内蒙与山西中部的一条水陆衔接的商路已经存在。

　　光绪年间刊印的《汾阳县志》收录曹学闽《开修黄芦岭东路纪德政碑记》记载：“永宁州，界连西陲，北达边外归绥诸路，商贾远贸粟麦，泛皮船随黄流南下，聚于州西碛口，一府之民仰利赖焉。而东至太原，南抵平阳，州县凡二十余，亦视汾为橐钥，概所系非特一方生计矣。然由州抵府，有黄芦岭横亘其间，挽运维艰……钱塘雷使君来守是邦，询其端末……乃檄知永宁州方公，知汾阳县蔡公，以所部丁壮次第鸠工。始于己亥（乾隆四十四年，1779）季春，讫于他夏，黎民欢趋，不日成功。而州治至碛口百有余里，崎岖犹有所阻，有州生员陈秉谦，感使君意，矜奋自任，专力开通，自夏初以至冬杪，竞成其志。由是，汾阳、永宁二百里间，挽粟飞刍，轮蹏转运，亚于舟楫。而平阳、太原诸府向之困于居奇，阻于贸化，而无如何者，至是皆颂使君之德。”这段碑记说明，早在乾隆年间，归绥平原的粮食就沿黄河下运至碛口，汾州府属各州县乃至太原多有所依赖，但苦于山高路险挽运艰难。为了方便车驮转运，汾州知府雷汪度，组织大量人力拓修了汾阳越黄栌岭经离石至碛口的驮运道。其间，碛口附近西湾村陈秉谦独立承担并完成了离石至碛口100多里山路的展修工程。

　　光绪朝《山西通志》卷七一《盐法略下》记载：产于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境内的吉兰泰盐于乾隆“五十一年准水陆并运，其水运者，至临县之碛口起岸，以下查禁”。吉兰泰盐的运输路线是先由骆驼从盐池驮到磴口，再装船沿黄河运到山西碛口，之后由商贩运销于“引地”。这条史料又将商路大大向上延伸，水路上溯到内蒙西部之磴口（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木仁苏木，即旧磴口），陆路扩展到比磴口更靠西的吉兰泰盐池。

　　同治朝《河曲县志》记载：道光年间河曲籍进士黄宅中（1796—1863）在《今黄河原委说》一文中写道：“边外沙漠之地平衍无际，溉以黄河之水变成腴田……乡人耕商于边外者络绎不绝。宁夏之粳稻，口外之麦粟，造船编筏，顺流而下，河曲先食其利，而后波及于汾平诸郡。”① 这条史料表明，随着内蒙中西部平原的开垦，口外粮食经黄河水路输入山西，不仅河曲率先得食，而且惠及遥远的晋中汾州府及晋南平阳府。

　　民国年间编成的《绥远通志稿》记载：“自乾隆以还，口外垦殖日广，民殷物阜，出境之油、粮、盐、碱、甘草各货，入境之日用杂货，山西与归绥往来之商运，凡经河路者，皆以托属河口为唯一之码头。”② 这段话不仅反映了晋蒙两地之水上商运，而且说明了商贸货物的品种，即“油、粮、盐、碱、甘草”等，还指出了托克托县河口码头的重要性。

　　光绪三十三年（1907）编成的《保德州乡土志》记载：“保德州赖有黄河，北由包头，南去河南，输运便通，商务受其利益。”当地“食品不足，取之蒙古，出外谋生半居蒙古部落。商贾全赖河上水运粮油，他物绝少”。③ 这两段史料表明，黄河水道不仅由包头达碛口，而且通河南；作为河路上的一个节点，保德州的水上商运，以“粮油”为主。

　　从上述史料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有一条商路将晋蒙两地连通，其主道始于磴口，沿黄河而至碛口，上岸后经离石到汾阳，再到太原，商路上由蒙入晋的货物以粮油、盐碱、甘草为多。这就为“晋蒙粮油故道”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晋蒙”指示了这条商道的空间范围，“粮油”道出了这条商路主要的商品，“故道”一词较好表达了这条商道的时间属性：是一条不太遥远的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商道。

　　二、晋蒙粮油故道的时空范围与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商道的兴起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条商道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部分开通。《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三记载，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谕大学士伊桑阿，“将湖滩河朔积贮米或五千石……顺流而下（运）至保德州”。基本可以断定伊桑阿落实了康熙帝的御旨。这样，黄河托县河口至保德州的水路在康熙朝中后期已经开通。另据光绪朝《永宁州志》卷二二《孝义》记载：“康熙年间，岁大祲，三锡恻然隐忧，因念北口为产谷之区，且傍大河，转运非难，遂出己赀于碛口招商设肆，由是舟楫胥至，粮果云集，居民得就市，无殍饿之虞。”根据陈三锡的生卒年代（1685—1758）推断，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康熙晚期。也就是说，在康熙晚期黄河内蒙河口至山西碛口水路已经开通。

　　乾隆年间这条商道实现了全线贯通。乾隆八年（1743），山西巡抚刘于义就筹划将口外之米以牛皮混沌运入内地之事所上奏折称：“归化城、托克托城等处，离太原千有余里……若以陆路转运，车骡雇价为费甚多，运到内地已与市价相去无几……有商人造船载运，因黄河之水建瓴而来，河中又多沙碛湍急，运米之船只能顺水而下，不能复逆流而上。”因此，刘于义“于保德州买米三十八仓石，令装入混沌试运，不过四日，已至于永宁州碛口地方……陆运至汾州，每石较市价可减锅四钱；陆运至太原，每石较市价可减银二钱”。④ 结合吉兰泰盐于乾隆五十一年准水陆并运，以及前引《孝义县志》的关于“蒙粮晋用”的记载，由旧磴口到碛口再到汾阳、太原这2700多里的晋蒙商道全线开通。

　　这条商道衰落、中止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京包铁路（1923），特别是山西境内数条主要公路及北同蒲铁路于1920—1937年修通后，晋蒙之间货物运输的水上优势不复存在，因而这条商道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

　　这样算来，晋蒙粮油故道存在的时间，如果仅就黄河水道而言，应当在250年左右；如果以全线贯通来说，大约200年。

　　就晋蒙粮油故道所涵盖的空间范围来说，水路始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阿拉善左旗的旧磴口黄河码头，沿黄而下，经磴口县、临河市、杭锦旗、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包头市、达拉特旗、土默特右旗、托克托县、准格尔旗、清水河县进入山西，经偏关县、河曲县、保德县、兴县至临县碛口码头；与其衔接的陆路始于碛口，主道经南沟、离石、吴城，翻黄栌岭到汾阳，再经文水、交城、清徐到太原。黄河水路长约1120公里；山西境内陆路长约240公里。水陆总计约1360公里。

　　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晋蒙粮油故道，所处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造就了这条商道的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这是一条季节性商道。由于这条商道涉及黄河上游和中游1100多公里的黄河水路，这一地带冬季相对较冷，进入冬天黄河就会结冰，航运就要停止，商道的水上部分也就不得不封道，要等到来年春天河开冰化之后才能复航。“河曲县城以下9公里的天然峡口石窑砵，是黄河上中游的最下封冻点。其上至河源基本封冻，其下至山东一般不封冻”。以河曲段黄河为例，“11月开始流凌，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封冻，封冻期长达四个月，次年3月中旬至下旬解冻”。⑤ 这样算来，每年只有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可以航行。也就是说，这条水上商路一年有四五个月的冬歇期。另外，黄河中游每逢伏天，都会发生伏汛（洪水），对船筏的威胁较大，黄河上的航运也会明显减少。冬歇期加上伏天淡季，晋蒙粮油故道每年要有五六个月的歇业期，真正的有效营运时间大约六七个月。

　　第二，这是一条只能下行的单向商道。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落差为4480米，其中近4400米落差集中在上中游，与粮油故道关系最密切的河口至碛口440多公里河段海拔高度由989米降为657米，⑥ 平均比降为7.5‰。而且，晋陕峡谷的黄河河道总体上比较狭窄，水流湍急，加之这段黄河有许多“碛”，给航行带来很大困难。顺流而下时，虽然顺风顺水，不费多少力气，但过碛有一定危险，需要有经验的老艄公掌舵才敢闯碛。如果逆流而上，那就更困难了。从碛口至河曲将近300公里的河段上行之船极少。河曲至河口，木船勉强可以由纤夫拉着逆行，但一般不能重载，仅可以捎带一些质地较轻的“贵重货”。因此，晋蒙粮油故道基本是一条由上游顺流而下的单向商路。正如民国十五年（1926）山西教育厅编辑的初级小学补习科用《商业课本》第1册第28课“碛口”所写：“碛口……南路无来货，北路无去货，俱是因为黄河水运不能用木板船上行的缘故。”⑦

　　第三，这是一条区域性商道。今天看来，这条商道沟通的是山西中北部与内蒙古中西部，但在当时内蒙中部亦称绥远地区，而绥远地区行政区划又与山西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雍正元年（1723），设置归化城理事同知，隶属于山西大同府，后改隶朔平府。⑧ 由此开启了山西巡抚管理绥远地区的先例。乾隆六年“设置山西总理旗民蒙古事务分巡归绥道”，⑨ 改归化城理事同知为归化城直隶厅，标志这一地区成为山西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到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又在绥远地区陆续改设了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等六厅，与归化城厅一道形成隶属于山西省的口外七厅。晋蒙粮油故道主要是从以上诸厅向山西输出商品粮油等货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条商道又具有山西境内“口里”与“口外”通商的性质。

　　第四，这是一条发展变化着的不均衡商道。其20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兴起、发展、鼎盛、衰落四个阶段。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为兴起阶段，乾隆后期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各朝为发展阶段，光绪至民国初期为鼎盛阶段，民国十二年京包铁路修通至北同蒲铁路修通（1937）为衰落阶段。商道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吉兰泰盐的黄河水运并非经常性的。只有在清政府特许的情况下才能运输，否则是不能水运的。二是粮食运输和山西中北部的收成好坏密切相关。如果是丰年，蒙粮内运必然不会太多；如果是灾年，特别是较严重的歉收，运量就会增加，尤其是当政府出面采购赈灾粮的时候，内运的粮食会更多。三是以甘草为主的中草药材内运主要集中在中后期，道光朝以后才渐渐多了起来，至光绪朝及民国年间运量达到高峰。

　　三、晋蒙粮油故道兴起与繁荣的背景

　　晋蒙粮油故道的兴起是与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有效统治和大力开发密不可分的。

　　在中国历史上，北疆边患令历代中原王朝所苦恼。两汉苦于匈奴之扰，隋唐困于突厥之患，宋朝深受契丹之害，到了明代蒙古一直是心腹之痛。清朝取代明朝统一中国，成功地将蒙古民族置于中央管辖之下，开创了对北部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新局面。清政府非常重视蒙古地区的治理，在中央设理藩院，专管蒙古事务。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某设18盟197旗，其中漠南蒙古设6盟49旗。⑩ 旗内实行丁佐制，1户为1丁，15丁为1佐，设佐领管理。盟旗制度使蒙古社会得到有效管理。同时，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还设立将军、都统、大臣等，代表中央对所辖盟旗实行监督与控制。这些措施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蒙古的有效统治和社会稳定，为蒙古地区的经济大开发创造了条件。

　　清代前期绥远地区大规模的农业开垦是与西北用兵有直接关系的。清初，虽然统一了漠南、漠北蒙古，但未能统一漠西卫拉特蒙古。康熙中期，准噶尔部兼并了卫拉特蒙古各部，逐步控制了天山南北广阔地区，建立了准噶尔贵族的封建统治，与清王朝对峙。为了边疆的安宁，清政府对准噶尔部封建主噶尔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康熙皇帝曾三次统大军亲征，以平定噶尔丹叛乱。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继续推行平定西北边疆的大政方针。到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取得了平定漠西蒙古的最后胜利，结束了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

　　为了应付长时间的西北用兵，清政府在蒙古和新疆地区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屯垦，发展农业以解决军队的粮草给养。蒙古地区介于清朝腹地与准噶尔之间，既是京师西进的前哨，又是西北用兵的后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清政府将大量军队集结在蒙古地区。为了解决驻军所需军粮，清政府拉开了在归化城土默特大规模开垦农田的序幕。从康熙朝中期开始，清政府在“庄头地”、“公主府地”、“大粮地”、“马厂地”等多种名义下率先在土默川开放土地，发展农耕。更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始于雍正及乾隆初期。到乾隆初年，归化城土默特一带的农田得以大量开垦，乾隆八年，归化城土默特蒙人共有土地75 048顷，已垦土地60780顷，牧场仅剩14268顷。(11) 这表明土默川平原基本完成从牧区向农区的转化，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早在雍正初年，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遇到好年景，粮食丰收，米价已经很贱。(12) 到乾隆年间，这一带就有“塞外江南”之誉，所产粮食不仅可以接济附近各盟旗，而且还可以运到外蒙古和山西、陕西等地方。“山陕民人每年出口租种蒙古土地，秋收获粮最多”；(13) “归化城五厅地方，土肥田广，粮裕价贱。如购买积贮，内地遇有需要，可就近拨济”。(14) 正是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农业垦殖长足发展、粮食自给有余的背景下，地瘠民贫、粮食长期不能自给、且毗连内蒙的山西北中部成为蒙粮外销的主要潜在市场。晋蒙粮油商道兴起在所必然。

　　晋蒙粮油故道走向繁荣是以后套地区的农业大开发为条件的。后套也就是狭义的河套，东界乌拉山，北邻狼山，南达黄河北岸，西接宁夏平原，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的乌拉特前旗西部、五原、临河、杭锦后旗，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发展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后套地区的零星农业开发清初已始，但大规模水利设施兴建和大面积的农田开垦发生在清代中后期道光至光绪年间。道光初年，商号财东甄玉、魏羊共同集资招募流民，开挖“缠金渠”，后套地区开渠引水、广为垦殖的大开发帷幕由此拉起。此后，各大干渠陆续开挖。到同治、光绪年间，后套八大干渠开挖在王同春（1851—1925）等地商的努力下最终完成，同时还开浚了数十道次干渠，仅据《五原厅志稿》记载，此时直接从黄河开口并明确提到渠名的大小干渠就有17条。从而使后套地区形成了河水“中间交互回注，枝渠极多”的灌溉网。(15) 后套地区黄河水利的大开发，导致了农业的迅速发展，所产粮食不仅可以满足本地需要，而且可供外运的余粮越来越多，从而逐渐取代土默川平原成为晋蒙粮油故道主要的货源地，进而促成晋蒙粮油故道的商贸走向繁荣。

　　内蒙中西部的开发又是和山西人“走西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业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山西北中部农民为主的“走西口”群体是土默川平原、后套平原开发的主力。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晋西北吕梁山区和晋北塞外，大部分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干旱少雨，风沙弥漫，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粮食种植产量低且没有保障，单位土地面积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十分有限。而山西北中部的人口从明朝后期以来自然增长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人口总量在逐渐增加。但是，由于生产方式依旧，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提高，耕地面积不能有效增加，人地矛盾渐渐突出，人口压力日益显露，尤其是遇到连年自然灾害，饥馑在所难免，许多老百姓的生活难以维持。于是，背井离乡的“逃荒”、移民便成为求生和改善生存条件的出路。清代山西北中部众多民人“走西口”，正是这种情况的集中反映和真实写照。

　　有清一代，走西口现象几乎贯穿始终，大致可分成康熙至乾隆年间、嘉庆至同治年间、光绪至民国年间三个阶段。走西口的目的地大体上是由近及远、由东而西，渐次推进。第一阶段走西口的主要目的地是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第二、第三阶段则主要是包头、后套及西套。第一阶段走西口者以春去秋回的“雁行客”为主，长期移居者还不是很多，第二、第三阶段“雁行客”依然不少，同时移民定居者渐趋增多。正是往来于长城内外的雁行客和移居到内蒙中西部的内地人的辛勤劳作和开拓进取，使这里由人烟稀少的荒野逐渐变成有大量剩余粮食和油料可以输往山西等周边缺粮地区的“塞外粮仓”，“黄河百害，唯一富套”的景象也从这时开始，进而成为“晋蒙粮油故道”主要的商品生产基地。完全可以这么讲，没有历时200多年的山西人走西口，就没有内蒙中西部的大开发，也就不会出现“晋蒙粮油故道”，是走西口大军间接创造了这条商道。

　　四、主要商品来源及其运销

　　晋蒙粮油故道主要的商品是粮油、盐碱和甘草，其中又以粮油为最大宗。粮油是人们最不可短缺的生命之需。口外粮食的盈余，山西粮食的短缺，是商道开通的根本原因。粮食品种主要是糜黍、谷子、高粱、豆类及大小麦等，油料主要是胡麻、白麻籽。

　　前期主要是归化地区的粮食内运，粮食来源主要有四。首先是清政府“十三官庄”圈占的“庄头地”。最初规定每一官庄领地18顷，后来增扩为60顷，这样13官庄共有土地780顷，(16) 除了每年由归化土默特都统向各官庄征收一定额数供军需之用外，其余的部分有可能成为蒙粮晋用的来源。其次是马厂地。乾隆三年划出的马厂地，名义上是作为牧地供绥远新城八旗驻军使用，但地界并不是很清楚。这24000多顷所谓牧地应有相当部分被开垦为农田，所生产的粮食构成土默川粮食输出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三是蒙古士兵的户口地。清初蒙古土默特部投诚归顺之后，清王朝将其编为两旗，旗下蒙古族士兵每丁给户口地五顷。(17) 同时蒙古贵族按照等级得到比士兵更多的土地。这两类土地有多少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数量不会少，而且其中相当大比例被开垦为农田，主要由走口外的汉族农民耕种，所产粮食，除了供蒙古士兵、王公贵族及其家属、种田农户食用外，应有相当量的剩余可以用来外销。其四是“大粮地”。雍正十三年，清王朝计划把土默特境内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地放垦40000顷，到乾隆二年实际放垦20000顷左右，(18) 同时把清水河原来的公主府地也划拨成这种粮地，这就是所谓“大粮地”。这类土地由政府直接招徕汉族农民耕种，(19) 数量相当大，所生产粮食成为土默川平原粮食输出的又一大来源。

　　中后期以后套地区的粮油内运为主，粮食来源主要是地商所开垦的大片良田。后套平原的开发不同于土默川平原在多种名义下的政府放垦，主要由地商从蒙古贵族那里租地雇人私垦；而且，后套农业发展是与渠道开挖紧密相联的，农田以水浇地为主。从道光年间开挖缠金渠之始，后套地区陆续开挖或疏浚了合少公中渠（咸丰元年，1851）、长济渠（咸丰七年）、刚目河渠（咸丰十一年）、四大股渠（同治十二年，1873）、塔布渠（光绪七年）、同和渠（光绪十二年）、永和渠（光绪十七年）、刚济渠（光绪十八年）、丰济渠（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新灶河渠（民国早年）。从而形成遍布后套大部分地区的水利灌溉网。后套地区陆续开垦的农田达十几万顷。民国年间段绳武曾经说：“后套是一段很肥美的地土，它的面积约有十五六万顷，差不多都是可耕种的地方。”(20) 另据侯仁之后套水利考察日记所载，五原、临河、安北(21) 共有“干渠47条，支渠更多，各渠地亩面积约计一千六百余万亩，其中一千余万亩能上水浇灌”。(22) 以上耕地如果每年有三成投入耕种，大约可产粮食120万石。每人每年消费粮食以1.5石计，后套粮食可以养活81万人。后套地区的人口到民国年间也没有超过30万，据《绥远地政》记载：“民国初，后套有人口26万。”(23) 如果以此来算，后套粮食除了满足本地人口食用，尚有80多万石余粮可供外销，可以满足50多万人一年的需求。(24) 后套粮食输出如果一半是通过黄河外运，那么每年就可以为山西北中部提供三四十万石粮食，这无疑是晋蒙粮油故道上最主要的粮油来源。

　　不论是土默川平原还是后套平原，运销山西的粮油都是经黄河水路完成，水路上主要的口岸城镇包头、河口、碛口，粮油行都是当地主要商行，如包头的复盛公、田油坊、三元合店、义和永等，河口的双河店、宝隆元、德义成等，碛口的荣光店、锦荣店、天聚永、大顺店、永裕店、万全店、万盛成等，河路上的船只也以粮船、油筏为最多。以商道下端碛口为例，仅大型粮油货栈就有十三四家，驮运粮油的骆驼就有上千头，骆驼大店有七八家。由此可见，粮油运输之规模。粮油平时以商人贩运为主，逢山西大灾年，官方雇用的粮食采运船数量可观。自然，粮油是商道运输的最主要货物。

　　盐、碱是晋蒙粮油故道上的第二类商品，两者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中食盐更是饮食当中既不能缺少也不能替代的东西，事关民众的健康和社会的正常运行。山西历来都是产盐重地，明清时期河东（运城）盐池所产之盐，运销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但山西地形狭长，南北相去千余里，河东盐池位于晋省南端，运销晋北多有不便。而内蒙地区与山西北部接壤，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阿拉善盟均有盐池分布，所产之盐通过水路、陆路运销山西都比较方便。所以，有清一代，以鄂尔多斯盐、苏尼特盐为主的蒙盐和以吉兰泰盐为主的阿盐，是晋北乃至晋中食盐的一个重要来源。吉兰泰盐池尽管距离山西腹地较远，但因其产量最多、盐质又好，可以通过黄河水路运销，是晋蒙粮油故道上主要的食盐货源。

　　吉兰泰盐池位于阿拉善盟东部，阿拉善左旗中部，盐池呈椭圆形，“东西计一十五六里不等，南北计一十四五里不等”，(25) 面积约60平方公里，是西部蒙古地区的最大盐池，储量极为丰富，天然生成，人工捞取，随捞随生，取之不尽，质量上乘，味道极佳。吉盐大规模采捞并运销山西始于乾隆年间，至民国年间，吉盐通过水路运销山西时断时续历经波折。其间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十七年（1757—1812）；另一个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第一个高潮历时55年。从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两次因河东池盐歉收向吉兰泰借买盐斤（共计1324800斤），开启吉盐顺黄河而下水运至碛口的先例。乾隆二十八年，又准许岢岚等11州县的盐商赴口外采买吉盐，可以推定盐商主要是通过水路贩运吉盐的，而且数量可观，可能已经对河东引地构成威胁，所以才导致乾隆四十五年对吉盐颁行禁令，不许贩入山西内地。但是这一禁令仅维持了两年，就于乾隆四十七年重新允准吉盐在内地行销，尽管较以前扩大了范围，但似乎不准吉盐水运，起码不准水运至河口以下。乾隆五十一年，应阿拉善亲王之奏请，明确规定吉盐可以由黄河运至山西临县之碛口销卖，由此，每年约有500余船吉盐行销山西中北部。乾隆五十七年“课归地丁制”改革之后，吉盐水运更盛。嘉庆十一年吉兰泰盐池收归国有之后，本想有计划地大规模运销吉盐，不料因招商困难吉盐水运反而受阻，以至嘉庆十七年将盐池归还阿拉善亲王，同时明令吉盐禁止一切水运，包括磴口至河口的传统水运线。吉盐运销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持续了约半个世纪之后戛然而止。

　　第二个高潮可以从光绪九年算起，延续到民国三十二年，亦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绪九年至光绪三十二年，是吉盐水运开始解禁的23年。嘉庆十七年以来长期的水上禁运终于被打破，恢复了吉盐水运，而且运量逐年增加。光绪二十八年，仅包头盐局征收盐税银就达8 200余两，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岁均征收一万五六千两，(26) 当时的税率是每石抽厘银1两，可见运抵包头的吉盐就达一万五六千石，合576多万斤。但只可以由磴口经包头、河口运到河曲；第二阶段从光绪三十三年至民国七年，是由官方晋北榷运局经营的12年。吉盐水运进入第二个黄金期，每年平均运量不会低于1000万斤，而且水运可至碛口；第三阶段从民国八年至民国三十一年，为商运商销的24年。取消了一切限制，吉盐运销量平均每年多达1800万斤。

　　碱尽管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重要程度和稀缺程度均远不如盐，因此碱不像盐那样受国家管制，任凭民间自由运销。“碱为蒙古固有之利……内地染局、面坊称蒙古碱为最佳，岁输出甚多”。(27) 蒙古东南、西南诸部均产优质碱。就黄河水运而言，蒙古碱的输出主要在鄂托克旗、杭锦旗、托克托县等地。位于内蒙古西南部黄河以东的鄂托克旗是最著名的天然碱产地。旗境东部有大小天然碱湖九处，天然碱储量丰富。早在清代前期，其中一些淖尔的天然碱就开始采挖外销。鄂托克碱有相当一部分是先用骆驼驮运到黄河东岸附近的碱柜存储，然后由磴口码头装船经黄河水运外销，先运到托县之河口，再运销山西北中部甚至晋南地区，承担水运的盐碱船也被称为“河口碱船”。西、北两边黄河环绕的杭锦旗，也是碱的输出之地。“碱产于旗境北部碱湖”及碱淖，“但所出之碱必须熬后方可应用，与鄂托克旗天然碱块不同”。(28) 杭锦旗产碱之地区邻近黄河，外运方便，所产之碱行销华北，其中大部分经黄河运销山西。托克托县距山西北部较近，水陆交通方便。黄河北岸的河口镇，自乾嘉以来“即为盐碱囤积内运之场”，民国年间每年制碱“40余万斤，输出30余万斤，除本县销售，并由水路运销晋南一带”。(29) 托县的碱与鄂托克天然块碱不同，是将碱土过滤成碱水，再加以熬制或晒制而成。河口的碱行商号著名的有三家，碱业约占盐业的十分之一，每年外销约十余船。(30)

　　以甘草为主的中药材是粮油故道上的第三类商品。内蒙古西部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一些特殊种类的宝贵中草药资源，药材品种有甘草、锁阳、苁蓉、枸杞、防风等40余种。其中尤以甘草生长范围最广，是最大宗的中药材品种，产地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乌拉特前旗。早在康熙乾隆时期，甘草采挖贩运已经存在，但是总体来看，规模不大，产量有限，还构不成粮油故道上的大宗商品。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甘草作为重要商品开始在市场上交易，山西商人向蒙古王公、寺庙租赁的草场采挖规模日益扩大。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鉴于甘草交易日渐旺盛，山西保德州的马家就在河口镇率先开设了“晋益恒”草店，接待客商，兜揽买卖。甘草的掏挖和运销进入规模化、规范化经营阶段。如上所述，从事甘草业务的商家分为两种：一种是草场；一种是草店。草场负责掏草、收草、做草（铡剁、分类、捆包），草店负责接待卖草和买草的商人，从买卖双方打佣取利，也为卖草人暂存甘草，有时还低价收买，伺机高价卖出。同治、光绪年间至20世纪30年代，甘草采挖范围越来越大，产量相当可观，运销当时大半个中国，并出口国外，自然成为粮油故道上重要的商品。光绪初年至民国早期，在河口镇先后开设的草店有七家，分别是“庆和成”、“信成”、“日生”、“公义昌”、“庆记”、“裕隆”和“集义昌”。

　　五、晋蒙粮油故道衰落的原因

　　历时200多年的晋蒙粮油故道，在经历了繁荣与辉煌之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急剧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方式的冲击。粮油故道的兴起、发展、繁荣，从交通条件来说，是建立在现代交通运输兴起之前黄河水运具有相对优势的基础上。相对于陆路运输，尤其是山区崎岖小道，晋蒙之间的粮油等商品借助黄河水运，即使空间距离明显有所增加，也要比相对距离较短的纯粹陆上运输成本低得多，效率高得多。所以晋蒙粮油故道黄河水运是最佳的运输方式。然而，随着相关地区铁路、公路的修筑，黄河水运以及水陆相接的传统运输方式不再有优势。

　　京绥铁路的修建是黄河水运的第一波强冲击。京绥铁路是京张铁路的延伸，京张铁路1909年9月24日通至张家口，之后续修张绥铁路。1911年修至山西阳高，1914年修至大同，1915年9月修至绥远的丰镇。1916年京张铁路与张绥铁路合并，通称京绥铁路。1920年1月修至集宁，1921年9月1日修至归绥（今呼和浩特），京绥铁路全路竣工。1923年1月京绥铁路延伸到包头，改称为京包铁路。这条铁路的修筑改变了绥远地区商品外运的大格局，陆路输出取代水路成为主要物流渠道，晋蒙粮油故道的地位由此下降。

　　山西省境内公路、铁路的修筑彻底击垮了黄河的水运。在京绥铁路修筑的同时，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于1919年颁布《山西省修路计划大纲》，并付之实行。1920—1930年间，以省城太原为中心，山西陆续建成了五条主要干线公路，全长1757公里。其中三条与粮油故道有关系，即太原至风陵渡公路、太原至大同公路、太原至军渡公路。随后，山西又在20世纪30年代修建了同蒲铁路。太原至风陵渡之间的南同蒲线于1935年底建成，太原至大同之间的北同蒲线于1937年修至距大同8公里的十里河桥，1939年续修剩余部分，同蒲铁路全线贯通，并与京包铁路顺利接轨。

　　由于铁路、公路运输具有速度快、运量大、效率高的优势，晋蒙粮油故道传统的水陆运输方式受到致命打击。内蒙及西北地区销往山西的各类商品越来越多地通过铁路与公路来运输。即先从包头装火车，运到大同后再转换公路（后来又有铁路），运销晋北、晋中、太原乃至晋南、晋东南等地。晋蒙粮油故道变得仅仅对黄河沿岸地区尚有一些价值，对晋中、太原、晋南等三晋腹地已经失去意义。所以，其货物运销量必然越来越少，这一点是晋蒙粮油故道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是货源地农业经济状况的影响。从商品供求关系来看，晋蒙粮油故道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山西粮食已经能够自给，而是因为货源地区的粮食生产出了问题。自民国十五年之后，由于连年天灾人祸，绥远农业经济发生不利的变化。1926年春天绥远大风，入夏小雨苦旱，田禾多枯，遂成灾年。1927年，因上年兵旱两灾，农民已无力备种，春耕大半停辍。入夏大旱，下种之田秋收无望，又成灾年，且灾情较上年严重。1928年夏天，绥西河套地区大风，旱情严重。归绥、固阳、萨拉齐、包头、托克托、和林格尔、东胜等各县春夏两季皆苦干旱，不能下种，收成大减，粮价腾贵。1929年秋，大雨连降五日，山洪暴发，黄河决口，归绥、托克托、萨拉齐、包头、五原、临河等十余县悉成泽国，田产牲畜损失不计其数。中秋前后，绥远地区又大风不止，严霜忽降，未被水灾冲毁的田禾，又经风霜吹冻，颗粒无收。同年12月绥远省政府公布《绥远省后套粮食管理办法》，规定后套粮食生产、运销、分配均由省政府组织粮食管理机关统筹管理。军队按人马实数估定数量；农民按人畜及耕地酌定其自用数量，非农民按人口酌定其数量。

　　由上可见，自1926年起，绥远省连旱四年，“天灾人祸，靡岁不臻，地力日竭，收益日歉，求过于供，粮价昂贵，生计艰难”。(31) 据国民政府赈务处1929年统计，绥远全省灾民达149.8万人，(32)大批返回“口内”原籍。由于粮油故道的粮源之地遭此四年连灾，粮食连本地食用都不敷，而且粮价大涨，以致政府不得不对粮食实行管制与配给，大量饥民返回“口内”就食，晋蒙粮油故道的粮源因此而断档。

　　再次是频繁的兵匪战乱造成的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然而，民国以来，军阀混战不断，社会极不太平。处于边疆的绥远地区，除了遭受军阀统治带来的兵灾，还要承受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匪患。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设绥远特别区，绥远将军改称都统。至1928年国民政府下达改省令，14年间绥远经历了八任都统，每任平均不到两年。分属军阀各派系的都统走马灯似的换人，遭殃的是地方百姓。首先是驻军的各项负担，“此师甫离，彼师又至”，军队的吃、住、用各项给养费用，甚至薪饷均取之于地方，给绥远增加了巨大的财力、物力负担，而且军队拉夫派差之事亦层出不穷；其次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民国以还，为官者大都以搜刮金钱为目的”，这一时期绥远农民的赋税沉重，尤其是“民国十年以后，政府剥削农民的方法加多了，人民压迫在苛捐杂税之下，终日叫苦而无可如何”。(33) 再次，如遇在境内开战，包括军阀派系之战和剿匪，地方负担以及对当地的直接破坏更加严重。

　　比兵灾更为可怕的是匪患。民国以来整个绥远地区一直为匪患所困扰。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在民国以来的二十几年中，绥远地区的著名匪首即有265人。(34) 仅活动在绥包一带有名气的土匪就有30多股，多者一股千余人，少则百十余人。土匪扰乱的形式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掳掠。对象十分广泛，城乡平民、富户、商旅行人，甚至官员、洋人都在其中，毫无防备能力的农村往往是最经常受害者；二是勒索。主要对象是富贵人家、官宦人员及其子女。土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绑票索财，出没无定，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影响极坏。

　　连年不断的兵灾匪患严重破坏了绥远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当地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临河向称产粮之区，比以近年兵燹匪祸纷至沓乘，民间盖藏荡然一空；兼以东路包萨武固东胜各地方赤地千里，比岁不登，负襁担簦来临就食者不下数万口；又兼回军攻宁败，东驻距临百里之大滩，饥军万余仰食临境。是时外来饥民计有四万口之多，粮价腾涌，昂于平时十倍”。(35) 晋蒙粮油故道的粮源就此而基本中断。

　　给晋蒙粮油故道最后一击的是日军对黄河沿线重要口岸的侵略与占领。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由北平大举南侵，粮油故道所在的山西、绥远地区首当其冲。日本侵略军先是占领河口，随后在1937年10月17日占领包头。1938年2月28日侵占河曲、保德，同年3月19—20日放火焚烧保德，1938—1940年对河曲八次狂轰滥炸，1938—1942年八次扫荡碛口镇。日军这一系列侵略行径阻断了内蒙至山西黄河的正常航运，晋蒙粮油故道就此终结。

　　六、晋蒙粮油故道的影响与历史地位

　　历时200多年的晋蒙粮油故道在近代山西、内蒙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发生过多方面的影响，在中国国内商贸史以及山西、内蒙近代经济社会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成就了一批沿线口岸商业城镇。总长约1360公里的晋蒙粮油故道，沿线有许多城镇。这些城镇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随商道发展而兴起；另一种是在商道兴起之前就存在。前者主要有磴口、包头、河口、碛口，后者主要有河曲、保德、离石、吴城、汾阳等。

　　从第一类城镇来看，它们是和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在商道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并得到发展的，或者从原先小的居民点转变成重要口岸，因此可以说，没有商道就没有这些城镇。当然，这些城镇同时也构成这条商道必不可少的水陆口岸，对商道的存在、发展与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

　　阿拉善盟的磴口从空间序列上说可称为晋蒙粮油故道第一镇，就是随着优质吉兰泰盐运销山西中北部而在乾隆年间由一个小小居民点变成重要盐运码头，围绕吉盐运输、仓储、装船这一系列核心功能，又派生出木植、造船、吃住、粮油输入及加工、日用品贩运、销售等许多外围的服务性行业，从而使磴口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口岸商镇。

　　托克托河口是粮油故道上游最早形成的口岸城镇。土默川平原的粮油是商道最早的商品，这些通过黄河输往晋省粮油的集中、装船之地就是河口。河口很早就是一个黄河津渡，但并不是城镇，仅仅是一个小小村落。只是因为粮油故道兴起后，不仅归化城土默特一带的粮食要在这里上船下运，而且这里是运销口外诸厅、山西北中部的吉兰泰盐的必经口岸和管理机构所在地，所以，在嘉庆十二年，河口村升格为河口镇。道光朝以来甘草成为粮油故道重要商品，河口又成为最主要的甘草外运码头，这一新的功能使河口愈加繁荣。

　　处于晋蒙粮油故道水路中点的包头，最初是一个由走西口者聚居而自发形成的村落，时间在雍正朝至乾隆初年，但它的快速成长是与粮油故道密切相关的。嘉庆十四年，包头村发展为包头镇。道光以来，随着后套地区的开发，晋蒙商道的粮油货源逐渐向后套转移。道光三十年（1850），黄河主流由北河彻底改道为南河，下游河口码头又被大水冲毁，包头由此成为黄河中上游最重要的水运枢纽，南海子成为最繁忙的黄河码头，所有运销山西的西路货尤其是粮油都要经过包头，包头随之变成后套粮油输往山西等地的集散中转中心，包头的发展因此而大为加快。清末吉盐水运逐渐放开后，包头又成为吉盐运销归绥及山西的控制性口岸，加上黄河上游地区皮毛、中药材等商品的大量下运，包头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商贸集散口岸城市。

　　碛口作为晋蒙粮油故道水运终点是与商道关系最紧密的口岸，这座纯粹的货物转运型城镇完全是商道的产物。在商道出现之前，并没有碛口镇，甚至连碛口村也没有。正是内蒙及西北商品输入晋省腹地的需要造就了碛口，并使之成为山西境内最大的卸货码头及水陆转运枢纽。商道兴起之初的康熙末期及雍正年间，碛口镇开始形成；商道发展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碛口镇“商务发达，遂称水陆小阜”；商道鼎盛的光绪朝至民国初年，碛口的商号数量、货物转运量、商旅往来量、对外影响力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空前繁荣；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道走向衰落，碛口同样由盛转衰。碛口的产生与成长轨迹完全与商道所走过的历程相对应、相吻合，在这方面碛口是所有口岸城镇中最为典型的。

　　从第二类城镇看，它们对商道的依存度不像第一类那么高，在商道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商道兴起后给这些城镇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它们的商业发展明显加快，而且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河曲新县城的前身河保营本来是一个屯兵之地，粮油故道兴起后，河保营的水西门外码头成为口外商品水陆转运的必经枢纽，商贸与运输大为发展，居民大幅增加，外地商人云集，经济远比旧县城发达。乾隆二十九年遂将县治从河曲营（旧县城）迁到这里。河曲在道光年间进一步发展，同光年间出现“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商号林立、交易频仍的繁荣景象。

　　保德口岸是在保德老城外的东关发展起来的。保德由一座黄河岸边的山城，清代乾隆朝以来变成商贸重镇，完全归因于粮油故道。早在乾隆八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就利用东关口岸进行“牛皮混沌”运粮至碛口的试验。嘉道年间，随着粮油故道的发展，保德口岸的对外经济联系大为加强，走西口致富的保德人开始把口外的粮油、甘草等商品运回保德出售，促进了东关口岸的发展，进而使保德由一个山区小城变成区域商贸中心。

　　商道途经的离石、吴城、汾阳等城镇，大量商品的转运与销售必然要繁荣当地商贸经济。吴城镇在这方面最为典型。吴城既非县城，更非州治，只是因为它是碛口至汾阳商道上的重要节点，便发展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商镇。镇内三里长街两侧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其中有不少汾阳、文水、平遥、祁县、太谷人开设的商号。仅骆驼店就有24家，骡马店30多家。(36) 由于东西来往货物数量很大，当时就有“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的赞誉。

　　第二，带动了口岸附近乡村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商道催生了口岸城镇，这些城镇的发展必然要带动一定半径范围内的周边乡村。这种带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周边乡村的农民进入城镇，另一方面是周边乡村在经济活动上服务于城镇经济体系。

　　就农民进城而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性的迁移，由农民变成城镇居民。新的城镇出现一般是由周边乡村的移民所构成的，因为他们离得最近，便于迁徙，所以最可能成为移民。这一点在河曲、保德、碛口等地都没有例外。河曲新县治、保德东关以及碛口镇日益增加的商民绝大部分都来自周边几十里范围内的村落，保德东关的许多商家是来自附近的马家滩、陈家梁、王家滩等村子，碛口最初的商号大都是由西湾、寨子山、白家山、李家山、西头村等周边村落的人家所开办。另一种是在城镇从事某种工作，但仍然居住在周边乡村的“打工者”。如碛口码头与货栈之间的装卸工、碛口街上的小商小贩等就是这样。

　　城镇与周边乡村在经济上是有一定联系的。一般的情况是中心城镇的经济运行会辐射周边农村，将其纳入城镇经济运行体系之中，在其中充当一定的角色，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河曲水运发达，周边就有主要从事造船、制筏的村落铁裹门。碛口镇作为商道下游最大的水陆转运枢纽，对周边乡村的带动作用尤为显著。首先是周边村落的许多人投身货物装卸、运输行列，充当码头搬运工、船工、驼工、马夫、车夫等。其次是许多人从事商业服务活动，不少人在碛口做小买卖，或者在商号当帮工、学徒、“更夫”和保镖，商道驼队必经之地的村民们开了不少草料店、歇店、货栈。其三是周边村落出现了许多著名财东。碛口的出现给世代务农的村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财机遇，周边村子那些勤劳、聪明、善于抓机遇的人，便开始在碛口创业，渐渐积累财富，经过数代传人的努力，最终发展成远近知名的大商号，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这些富豪们本人发达之后，必然给整个家族带来好处。本族远近亲戚甚至邻里乡亲们都能找到相应的事情做，出现一家大富、多家小康的情形，从而带动了整个村落的发展。总之，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的周边乡村，在商道口岸的带动下经济得到显著发展，而且经济结构由纯自然经济开始转为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并存。

　　第三，促进了晋蒙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与交流。商道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既以商品经济为前提，同时又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道连接着商品的生产地和消费地，晋蒙粮油故道这条承载着大量商品的商道，直接所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商品的异地交易，因此必然促进晋蒙两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商品的销售地山西中北部来看，商道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致口岸城镇地区商品经济中心的形成。城镇的兴起就意味着城乡商品交换的出现，也必然促进城镇内部各行各业之间互相服务的商品经济体系的形成。其次是促进与城镇有经济联系的周边乡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一旦这些乡村进入城镇经济的辐射范围，它们原先的自然经济状态就开始发生转变，农民就会为了出售而去生产，卖出自己生产的物品，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东西，这就是商品经济。其三是促进外来商品销售地域的商品经济发展。经黄河运来的商品不仅仅在商道沿线销售，还会深入到更远的地方。这些商道所辐射的地方，消费者要购买外来商品，就需要准备货币，要得到货币就需要卖出别的东西，或出卖自己的劳动，一卖一买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从以上这三方面来说，晋蒙粮油故道无疑促进了商道所辐射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商道的货源地内蒙中西部来说，商道促进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的道理与表现和上述商品消费地大同小异。在导致商品输出口岸城镇的形成和促进周边乡村商品经济发展这两点上是完全一致的，稍有差异的是商道直接促进了当地的商品生产，而不是间接促进。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先将所生产的东西卖出去，然后再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物品。这一卖一买当然也是商品经济，而且卖得越多，买得也会越多，商品经济发展也就越快。

　　上面的分析可以说明，晋蒙粮油故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和内蒙两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两地社会的进步。此外，还应指出的是粮油故道在促进两地经济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两地人员、文化的交流。

　　第四，有助于山西的社会稳定与内蒙中西部的开发。粮油故道所运销的几大类商品都是生活之所用，尤其粮、油、盐更是每个人都离不了的生存必需品。晋蒙粮油故道恰恰就是为了解决山西北中部地区的缺粮问题，因此这条商道与山西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山西多山而缺水，坡地多而平原少，旱地多而水田少，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粮食收成有保证，温饱尚能维持；如果遇上自然灾害，收成明显减少，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饥馑就会发生。恰恰山西多数地方又是“十年九旱”，旱灾发生的概率非常之高，所以，长期以来山西粮食难以自给，清代依然如故。粮食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我们难以考证清楚究竟山西每年有多大的粮食缺口，也说不准有多少粮食由内蒙输入山西，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条商道从北路运来的粮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商道所辐射的山西沿黄地带以及吕梁、晋中、太原地区的缺粮状况，进而有助于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

　　就粮油故道对内蒙地区开发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进行逻辑推断和定性说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卖出商品，能卖出的东西越多，产品的销路越好，商品生产的动力就越足。就清代以来内蒙地区的开发而言，其动力是多方面的。有国家、官方的拉动，有“口内”走西口大众谋生的推动；有地商、盐商、甘草商为了赚取更多收益而扩大生产的促动等。但从各种动力所形成的结果上来说是一致的，那就是内蒙中西部得到了开发，生产出大量农副产品。再用商品生产的原理来分析，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销路，仅仅是满足开发者自己的消费，那开发的动力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反过来，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卖出去，而且能卖个好价钱，生产的积极性自然就会很高。而粮油故道实际上就是为内蒙地区的农副产品的外销提供一个畅行的通道，这一通道的存在就为内蒙的开发提供了动力。因此，粮油故道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内蒙中西部的开发。

　　存在了200多年，在山西、内蒙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产生过多方面重要作用和影响的晋蒙粮油故道，其历史地位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条跨区域的重要商道。纵观华夏5 000年历史，真正被认可、有影响的商道其实并不很多，空间距离能够达到2 700多里、时间跨度达到200多年的商道恐怕就更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晋蒙粮油故道在中国国内商贸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这条商道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是自西到东，由北向南输送粮油商品。隋唐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基本是南方和东部相对发达，北方和西部相对落后。在粮食运销市场，南粮北调、东粮西运是常态。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就是由长江流域向北方漕运粮食，而清代以前的历朝历代，每逢西北用兵都要征调东部地区的粮食长途西运以济军需，即使在清代前期对准噶尔用兵，情况依然如故。晋蒙粮油故道兴起后却一反“常态”，依托内蒙中西部的农业大开发，是把西部和北方生产的粮食运到东部和南边，这绝对是一件新鲜事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三，这是一条惠及山西北中部广大地区人民的生命保障线。把这条商道置于清代至民国山西的历史环境中来看，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西部分地区严重缺粮的局面，对保障这些地区社会的相对稳定作用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说，晋蒙粮油故道应该以一条关系国计民生的“生命线”而写进山西历史和中国历史，绝不是一条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一般商道。

　　其四，这是一条拉动近代内蒙中西部大开发不断深入的通道。商道既是商品生产大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推动内蒙中西部开发的诸因素中，向外输出商品的三条通道均起着重要作用。相对于向北到外蒙古，向东到大同、张家口和京津这两条陆上通道，借助黄河而向南的晋蒙水上通道运出的粮油数量是最多的，因此，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

　　最后，还需要分析一下这条商路的性质。从本质上说，这仍然是一条传统的旧式商路，是在已有的生产方式之下，利用传统的运输方法，借助黄河这条天然水道实现商品的异地运销。从时间上看，在其中后期尽管已经进入近代社会，但这条商道上所经销的几大类商品并不是新型生产关系下的产物，商品的运输也没有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手段，商品的买卖经营依然按照传统方式进行。因此，虽然这条商路是在清代才出现的，但它并不是一条新式商路，仍然是和封建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经济生活。

　　注释：

　　① 同治《河曲县志》卷五，《食货》；卷七，《艺文类》。

　　② 乾隆《绥远通志稿》（稿本）卷七○，《水路》。

　　③ 光绪《保德州乡土志》第1章《境地》、第2章《商务》、第6章《户口》。

　　④ 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叶志如选编：《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⑤ 河曲县志编纂委员会：《河曲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⑥ 参见訾冬梅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6页；临县志编纂委员会：《临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⑦ 转引自陈志华：《古镇碛口》，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⑧ 参见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⑨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大事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转引自内蒙古区情网。

　　⑩ 参见马汝珩等：《清代边疆开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9页。

　　(11)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八。

　　(12)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四。

　　(13)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折，见《高宗实录》卷五三二。

　　(14)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山西巡抚明德奏折，见《高宗实录》卷六七一。

　　(15)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6) 参见《晋政辑要》卷一○；民国《归绥县志》，《经政志》。

　　(17) 参见贻谷：“蒙垦陈诉供状附鹿传霖、绍英奏折”。转引自阮方纪等：《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前夕呼和浩特地区农业的发展和土地问题中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18) 参见光绪《土默特旗志》卷五，《输田记附》。

　　(19)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八。

　　(20) 段绳武：《开发后套的商榷》，《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第541页。

　　(21) 此三地为后套主要部分，后套地区原由萨拉齐厅遥制，1902年从萨拉齐厅析出，单独成立五原厅，置抚民通判，厅治驻大佘太。1912年，五原由厅改县；1925年析五原县设临河设治局，1929年改为临河县；1925年析五原、包头、固阳三县各一部分设立安北设治局，约当今乌拉特前旗地域。

　　(22) 侯仁之：《旅程日记》，《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第706页。

　　(23) 转引自五原县志编纂委员会：《五原县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24) 关于后套地区垦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量的评估，可参见张世满：《逝去的繁荣：晋蒙粮油故道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61页。

　　(25) 甘肃布政使蔡廷衡：《为划定吉兰泰盐池界址并筹弁兵衙署事宜奏折》（嘉庆十二年五月十二日）。转引自《嘉庆十二年河东盐务改归商运档案史料选刊》，《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26) 参见傅增湘：《绥远通志稿》（稿本）卷三九，《盐权》。

　　(27) 姚明晖辑：《蒙古志》（抄本）卷三，《物产》。

　　(28) 杭锦旗志编纂委员会：《杭锦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5页。

　　(29) 傅增湘：《绥远通志稿》（稿本）卷四七，《物产》。

　　(30) 参见张锦弼：《古河口水运简况》，见政协托克托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托克托文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辑，1991年，第33页。

　　(31) 《临河县志》，见《农业习俗纪闻》，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32) 转引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82年。

　　(33) 段绳武：《开发后套的商榷》，《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第541页。

　　(34) 据《绥远通志稿》卷六二，《民变》统计；参见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35) 《临河县志》，《荒政纪略》，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36) 参见张志强：《晋商百年话吴城》，《离石老年》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