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以136宗个人样本为依据，对清代晋商在北京的经营活动作出分析。内容包括：从商者的原属州县、经营范围、经营行为、成功和失败者的例子，以及官府对经营者的干预。样本中所指从商者，既有老板、掌柜、管账，也有店伙、帮工和学徒，涉及的商号，多数是资本不大、用人不多的中小铺户。这对人们谈商业、商人，动辄便是名贾名号，忽视对众多中小铺户的探讨，也许能起一定的补阙作用。
在清代北京的商业活动中，晋商，即山西商人，无论就其资本之投入、参与的人数和经营的领域，均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所谓“京师大贾多晋人”，①或者“服贾于都会(指北京)者实繁有人”，②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本文是通过一些个案资料以反映他们在北京的从商经历。尽管它显得琐碎，不足以从整体上展示晋商的辉煌，但由于所说都是一个个具体实例，并适当地加以归类统计，以此来窥见其经营规模，以及遭遇的困顿。这种由微观分析入手、采取另种视角的考察，对在宏观分析中可能被忽视的某些细节，应该会有所补充，而计量统计往往又是定性分析的基础，所以，这为我们加深对晋商发展历史的了解，也许不无裨益。
本文资料主要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包括“乾隆朝刑科题本”、“宗人府来文”、“内务府来文”和“刑法部档案”等，时间从乾隆元年(1736)到宣统清亡为止(1911)，共摘录晋商个人样本136例，内乾隆朝50例，嘉庆、道光时期29例，之后晚期57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样本，就身份而言，有独资或几人合伙开设铺号的老板和曾当过老板的70人，居于管理层的掌柜、账房4人，店伙、帮工50人，学徒4人，以及临街叫卖小贩2人，寻工待业6人。之所以要把老板以外的其他人员包括在内，是因为在商业活动中，作为独立经营者的店铺老板固然十分重要，另如掌柜、账房、店伙、帮工乃至学徒，同样都是商业运作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何况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下，老板也可能因为经营不善等缘故而下降成为店伙和不名一文的穷人，而店伙等人，则由于机遇和勤劳，上升为掌柜、店主的。类似例子，下面在结合具体分析时还会谈到。
再说136名在京商人的籍贯。他们中祁县籍20人，比例最高。以下文水12人、太谷9人，介休、平遥、绛州(今新绛)各8人，汾阳、阳曲各7人，榆次6人，太原、徐沟、翼城各5人，平定州(今阳泉)、浮山、太平各4人，临汾3人，稷山2人，灵石、代州、闻喜、潞城、虞乡、长治、凤台(今晋城市)、大同各1人，更有11人只称山西，无具体州县名。上述商人籍贯中，太原、阳曲、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文水清代受辖太原府，汾阳、平遥、介休归于汾州府，临汾、浮山、太平、翼城属平阳府，绛州、稷山、闻喜属直隶绛州。它们中大同位于晋北，代州偏晋东北，余下全在晋中和晋南，是山西的商人之乡，其中像祁(县)、平(遥)、太(谷)、介(休)等地，更是名商辈出。我们统计的在京晋商籍贯，尽管不够全面，但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这些晋商在北京从事商业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近30个行当，计银钱店13家(内3家称烟钱铺，系钱业和烟业兼行)，粮店8家，酒铺、油盐店、砖瓦厂各5家，烟铺、茶馆各4家，当铺、干果店、碾房(碓房)各3家，煤铺、木厂、杂货铺、粥铺、客店各2家，估衣铺、成衣铺、饽饽铺、饭店、草铺、香铺、铜锡器店、古玩店、羽缨局各1家，还有开设炉房、铜器作坊、小煤窑、砖瓦窑，从事贩羊、贩骡马买卖和在工部铸钱局工作等。另有4家铺号因没记载经营何种行当，只得告缺。
钱店也叫银号，与票号、钱庄、汇兑庄归于一类，具有银钱兑换、收付、保管和借贷的职能。北京是京师，大小官员麋集，还有届期应考的士子，等着引见的待派候补官。他们除本人和随员消费外，需要各种打点应酬，免不了要向钱店、银号转账借贷；另外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也离不开钱铺的银钱周转，所以大小银钱铺号林立。清代在北京经营银钱业的分浙江、山西、山东等帮，像著名的“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③山东帮则专心于该省籍铺号，如与“八大祥”有存放款来往。④若以历史悠久、铺号众多、分布面广且资本雄厚，惟晋商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上述统计的近30个行当、80来家铺户中，从事银钱店的有13家，可见北京晋商对此涉足之深。应该说，这13家银钱店，多数是资本不多的中小型铺号，但也有稍具名声者，像由山西民人宋氏开设的合义号钱铺，于嘉庆六年(1801)十月通过章京富克额，两次向郑亲王府贷款3 000余两，⑤虽然数额不大，可资质却更重要，因为没有一定的信誉与经济地位，贵为亲王的府里人是不会轻易向其开口举债的。开设银钱铺，经营金融类业务，目的当然是为赚钱，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折扣最甚，然旧例未到任丁艰者不还，革职不还，身故不还”。以故诗称：“借债商量折扣间，新番转票旧当删。凭他随任山西老，成例犹遵三不还”。⑥这“三不还”既体现了一种经营风险，也是商业运作中必须承担的道德成本。
上面统计的13家银钱店，还包含了3家烟业兼营钱业的烟钱铺，像翼城人王金印于道光年间开设的名叫恒利和的烟钱铺，又有绛州人孙虎臣开设的东天德烟钱铺，以及绛州某老乡开的北新和烟钱铺。⑦有的学者曾结合民国时的例子，对此作过解释：
开钱庄是个赚钱的大生意，据民国八年的统计，北京从事银钱兑换业务的钱庄有58家、汇兑庄7家、兑换所37家。不但钱庄做这种生意，一些烟铺、酒馆也做。如西城的柳泉居饭馆则“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雄厚而信誉坚”，柳泉居的“存款取息极微，都人都以其殷实可靠，往往不责息”，居然“有存款多年，往取而银之原封曾未动者。”⑧看来有一定资金后盾的烟铺、饭馆兼营银钱业在北京并不少见。这对于铺号老板，等于顺带多赚一份钱，可却方便了某些顾主的小额资金周转，不必为此专去银号招风显眼。
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老米碓房，都是山东人所开，相沿已久，又称山东百什房”。老米属漕运陈粮，一直用于向官员和八旗兵丁关发俸米，“民间所食乃官米余粒转粜者耳”。⑨老米需经碓房加工方成可食精米。这一行当便掌握在山东人手里，并顺势控制了北京的粮食市场。尽管如此，因为粮食关系着城市百姓生活，除设栈趸聚的大粮商，还有专事零售、遍布于大街小巷的小粮店商。况且北京居民食粮不只漕运陈粮一种，很多需要由外地采购而来，像从口外八沟(今河北平泉县)、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市)等地的小麦和各色杂粮就源源供应京师。口外蒙古一向是晋商的天下，面对如此商机，当然不能白白流失，必定要加以利用。档案记录的8家粮铺和3家碾房便是证明。像祁县人郝良立等4人合伙所开粮店，至少在乾隆前期业已存在，当时郝还与同县人郭大另外开了一家粮店。⑩碾房与碓房一类，是专门加工粮食的，如将麦子或一些杂粮碾磨成面粉。有名叫德胜成的碾房开设于乾隆年间，另一家天复昌碾房则开于道光年间，老板都是祁县人；再有石大所开碾房则为徐沟人。(11)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原会馆立“粮行公立碑”，(12)应是晋商参与北京粮食贸易的又一明证。
由于油、酱、醋、酒乃是上及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每天离不开的生活消费品，尤其是醋，系山西名产，需求量大，可它们都要用粮食作原料。清代北京的粮食加工店，颇有与油盐酱醋一起发卖的，原因就是除盐外，原料都可随近取得。当然也有单独设铺的，这种油盐铺卖油、卖盐、卖醋、卖酱，还卖各种酱小菜和新鲜蔬菜，甚至卖纸、卖烟酒等，俨若百物俱陈的杂货店，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小民的日常需求。我所辑得的5家油盐铺，很可能类似这种形式的中小铺号，以油盐店为名，搞多品种买卖，这是山西商人的精明之处。
再说酒铺。山西不乏有好酒，自明以来，罗列于京师商市的山西酒有襄陵、桑落、潞酒、羊羔及河津等多个品种。其中最先出名的是襄陵酒，接着羊羔酒又后来居上。明王世贞(1526—1590)《酒品》称：“羊羔酒出山西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风味远出襄陵之上”。(13)汾州的汾阳、孝义等县，便是著名的汾酒之乡。当时虽无汾酒之名，却与随后出现的汾酒有着密切的因袭关系。汾酒的出名，是因为它的制作精细独到，与众不同：“汾酒之制造法与他酒不同。他酒原料下缸，七八日之酝酿，一次过净，酒糟齐出矣。汾酒酝酿最缓，原料下缸后须经四次，历月余，始能完全排出。且其性最易挥发，存积稍久，则变色减秤，暗耗不赀”。(14)汾酒属于烧酒或白干一类，在北京很有市场；再就是由汾酒调配而成的竹叶青，也有人喜欢。北京的酒铺分3种：一是南酒店，除卖绍兴黄酒，也有竹叶青酒；(15)再就是京酒店和药酒店。京酒店“则山左人所设”，也就是山西人的买卖。(16)笔者在档案中见到5家酒铺，2家的店主是榆次人，2家太谷人，1家浮山人；具体年代是：乾隆、嘉庆时各1家、道光时2家和光绪时1家。(17)这些店的老板虽不是汾州人，但不妨碍他们卖汾酒等山西佳酿。北京山西人的酒铺中，最大众化、也最具特色的便是大酒缸。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中写道：“大酒缸是北京味十足的好去处。经营大酒缸的人，以零卖白干为主，贮酒用缸，缸有大缸二缸、净底不净底的分别。缸上盖似朱红缸盖，即代替桌子”。又有人说：“开大酒缸多为晋人，晋人善精打细算，但在经商方面却很讲道德，不赚不义之财，像在酒里兑水和在酒菜上做手脚的事是不干的。大酒缸的照顾主儿都是些回头客和熟人，在酒中兑水的事是在砸自己的牌子，这种赔本儿赚吆喝的事，他们觉得不合算”。(18)大酒缸的老板是山西人，却能营造出如此温馨、极有京味的氛围，并构成北京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般外地商人很难做到的；再就是大酒缸是一种小本买卖，面对的是北京的中下层人士，即使如此，卖家也要讲诚信。这样的经营理念，既平常，却极具创造性，这就从整体上提升了晋商的位置，同时也带动了人们对山西商人经营业务及产品的信任度。
清代北京的典当业分为官当和民当两种，乾隆九年(1744)，全城内外有“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19)官当中，有的归于内务府辖领，其收入直接缴存皇室府库。北京的民营典当，直到明末崇祯年间，徽商仍占有优势。入清后，晋商因其天时地利，在京积极扩充地盘，终于后来居上，成为最大的典当帮。有的学者认为北京的民营典当业，始于清代嘉庆年间。在当商出现之前，仅有小押。所谓小押，属于临时短期性质，其资本没有定额，期限利率也没有法定标准，一般都是私立规约。只有到嘉庆八年(1803)，才有当商正式营业的明文规定。(20)从我见到的3家当铺中，有1家即介休人胡永祥的兴隆当号，早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已经开张营业。(21)另有一则记载，从山西本店派强从兴(介休人)来京接管原系山东招远岳姓所有的义盛当铺。(22)至义盛当铺因何被接管，以及接管后的具体安排(内言其原店伙计均为招远人)，则未见后续记载。
清代北京山西商人在诸如纸张、颜料、桐油、干果、土布、皮货等行业的活动也很突出，甚至占有垄断地位。这些，有的在资料中有所显现，譬如在4家烟铺中(分别由祁县、绛州和翼城人所开)，翼城人聂晋候的万宝泉烟铺，明确记载参加了河东烟行会馆，不过笔者在李华教授所辑的乾隆、嘉庆间的五通河东会馆碑文中，没有查到它的名号。(23)也许因它开张稍晚，来不及列名其间(笔者所见资料的年代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再就是干果业，据《京城旧俗》(24)称：
北京的干果子铺是山西人专营的。北京经营此业者，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西人。原来山西大枣最适于制成“金丝蜜枣”，由此发展，干果和蜜饯类日益多样化，干果子铺就以旗人为主顾而在北京立住了脚。
资料中有长义德等3家干果店或干果局，时间都在清末光绪年间，老板均为祁县人。(25)有关晋商从事砖瓦行业的情况大致可分两种：一是设窑烧制，又兼发卖，像乾隆间文水人郭起所开砖瓦窑，和介休人王天珍开天成砖窑厂，以及由文水县人刘二为管窑、其产权归于裕亲王门下赵二的某窑厂便属于此。(26)它们的地点多设于城外郊区如西直门外、阜城门外等。再就是在城里开设铺号，只贩卖不烧制，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汾阳人吴显宗所开砖瓦店便是。(27)炉神庵位于北京崇文门外，由山西商人所建，乾隆十一年(1746)有人集资重修炉庵老君殿，借此勒石称：“吾山右之贾于京者，多业铜、铁、锡、炭诸货，以其有资于炉也，相沿尸祝炉神”。(28)档案中辑得的有人开设炉房(29)、买卖铜锡器、经营煤窑、煤铺，以及为官家当炉头和做磨钱工等，都归于炉神要保佑的对象，而且门类繁杂。至于资料中还涉及的一些铺号和行业，因嫌零碎，不再一一列述。
由于资料本身的限制，上面介绍的商号和行业，充其量只是清代晋商在北京的一部分，像纸张、颜料、桐油、皮货等行业就没有反映，而这些行业对清代北京的商业市场是相当重要的，不过即使如此，仍能感受到晋商在北京触角至深、势力至大，在商界执有牛耳之势。
在有关晋商成就的讨论中，它的经营之道常常得到很多学者的赞誉，如讲求诚信、不惜薄利、严格店规等，尤其是实行顶身股调动全店人员的积极性，更认为是推动内部机制良性运转的好做法。这些，有的笔者在前面已略有提及。至于顶身股是否有利于商店的经营，关键在于公平公正。档案中有这么一则记载：祁县人郝良立，与同乡崔得仁、表外甥冯二3人合资开设粮店，又请老乡殷大为伙计，说好年终分红时，除资本股外，各再以身子顶充，4人平分人力股。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底分红后，郝自认身为商店首创者，居中运筹，付出不少，可在所得上，却丝毫未见体现，不免心存愤懑。新年过后，4人聚首，准备重新开张。郝却积怨爆发，于正月十五夜，将崔、冯、殷3人用刀砍死，并放火灭尸，制造了一出惊人命案。(30)郝良立因感于分红不公闹出的人命案子，虽然只属个别，也不能算实行顶身股不成功的典型事例，但却也透露出经营中的利润分配，始终是个敏感问题。特别像郝等4人，身份大体相同，既是老板(殷大除外)，又是伙计，即使大家有言在先，在具体运作中也需根据情况，对某些条规约定，不时作出调整，使矛盾能及时化解，隐患得以消除，这是制度建设中必须注意的。
当时人们经商，为了互相有所依靠，常以地域分帮，具体到每家商号的用人也是如此，像山东人开的商店多用山东人，山西人开的商店用山西人，甚至还是同一县份人，见下述例子：(31)
(一)太平县人王公和在京20余年，开古玩铺生理，店伙王栋清系公和堂弟，学徒王栋臣又与栋清有远房亲戚关系。他们都是太平人。
(二)卢工，浮山人，酒铺生理，店伙张兴安，浮山人。
(三)吴显宗，汾阳人，砖瓦铺生理，店伙武吉贵，系吴妻弟，也是汾阳人。
(三)魏二，平遥人，开永德斋茶馆，伙计裴二，平遥人。
(四)石大，徐沟人，开碾房为生，帮工石宝子，徐沟人。
(五)郭起，文水人，开砖瓦窑，帮工曹统，文水人。
(六)杨某，德胜成碾房老板，祁县人，伙计王治泰，祁县人。
(七)闫全胜，祁县人，长义德干果铺铺主，伙计卢家奎、孔昭奎、薛体人均祁县人，薛还是闫的外甥。
(八)孙虎臣，绛州人，东天德烟铺老板，伙计张嘉年，绛州人。
(九)韩耀，汾阳人，起骡马生理，帮工李世忠，也是汾阳人。
(十)韩瑞，阳曲人，工部宝源局炉头，雇佣同县人魏玉有、李英、李玉、李三儿、魏玉环等人剉钱、磨钱。
(十一)管窑刘二，文水县人。窑工刘二、庞得海为文水人，王二籍平定州，薛仕人籍平遥。
(十二)王会，榆次人，雍正六年(1728)进京做买卖，雇郭四为伙计。郭系平遥人。
以上12个例子，有10例老板与帮伙、学徒是同县人；后2例不是本县老乡，却同是山西人。当然这个统计不一定完整，因为一个铺子可能雇佣2个以上伙计，这样其他雇工的籍贯也许与老板会有不同，而且确实也有这样的例子。像太平人王远来开有某铺号，学徒崔四便是直隶冀州人；平遥人孔大系永泰轩茶馆老板，在跑堂中有名叫胡四者，是京师宛平人。(32)也有山西老乡聘到外省人所开店内工作的，介休人张芳就被直隶蓟州人雇作该店号的管账；文水人王京，更受某太监邀请，成为龚三德钱庄店伙；再如平遥季二在业商时，与直隶南宫人互有交往，当季的铺号歇业后，因暂无居处，便被收留，让其在店内耽搁，顺便作些帮手。(33)不过总体来说，本乡人雇佣本乡人，仍是当时的主流，商业的地域保护性质仍浓厚存在，难以破解。
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比，商业最充满竞争色彩，所谓商场就是战场，在当时亦不例外。在笔者辑得的北京晋商资料中，不乏有此记录：山西人田玉和来京开设铺号，经过几年勤力经营，后来竟扩大到柜上有20余人的不小店面；翼城县石一元，原在同乡张元白粥铺当伙计。因石为人机敏灵活，又陆续筹得些资金，终于改变身份，成了张元白的一个合伙人。(34)既然有成功的例子，必然也会有失败者，这似乎更多。祁县人王治泰，原开粮行生理，因遭遇亏空关张，只好降格以求，到德胜成碾房成为一名伙计；颉荣，祁县人，原开烟铺，后乏本歇业，因家有父母妻儿，想做无本生意，买赌具聚赌，结果被官家查获，本人遭到拘押；太谷人孙锡珍，是位油盐店老板，后来商店被人吞并，老板做不成，沦落至负苦度日，行窃被抓；马田永，祁县人，开粮店为生，粮店关张后，情绪低落，一直闲住。同县人赵四急需回籍处理家事，原开铺号暂停营业，托马田永为其看守空号；山西人孙顺儿，先是煤铺掌柜，后至打工度日；王天珍，介休人，天成砖窑窑主，亏本歇业，看守破窑以待复兴，可总成不了气候；陈彦长，临汾人，原油盐店主，歇业后，闲居无职业。(35)在这些前老板中，最令人扼腕的是浮山人杨安，他原经营一家油盐店，不料得病呜呼。妻子郭氏竭力支持，终因不堪赔累关张。郭生活无着，欠账难偿，被逼将女儿送至下处(下等妓馆)卖奸以活。
其实在商业的竞争场上，最缺乏保障的是那些本来就是打工过活的店伙和帮工。一旦他们被老板辞退，又无其他工作顶替，便会立即陷于绝境。榆次人闫承仁，原系义永和酒铺帮工，因得痨病被店主辞退，老家尚有母亲和一个4岁小儿(妻子病故不久)，他既无钱治病，又缺盘费回家，无奈之下，只好自尽求解。(36)祁县人张受，原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还把妻女从山西老家带了出来。可祸不单行，张受突然病故，其妻情急投井死，留下孤女无所依藉，一个生活尚称平稳的家庭便如此解体了。(37)还有一个叫刘三的19岁小伙子，原籍盂县，在某砖窑厂作工。后窑厂倒闭，刘三在寻工过程中，传染霍乱，行至京郊张村病剧，求告附近赵二窑上暂息。管窑刘二为文水人，怜刘三同姓又是同乡，允诺借宿。当晚，有窑工朱花子等人，以刘三年少，将其鸡奸。至晨，朱等见刘三倒卧窑后地上已无法行走，便抬至乱葬冈内将其抛弃。(38)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因为失业，贫病交加，竟被如此草菅人命。
透过所辑事例，颇见到有人满怀希望从山西老家赶到京城，结果求职不成，却困顿于客地。太谷人田小麻，原想姐夫张某在永隆太铺号佣工，叔伯姐夫在花市一家粮店当伙计，通过他们帮忙，可以寻到一份工作。及至进京，才知不是一会事，不但工作找不到，连吃住也成了问题，流落街头，讨乞度日；段玉全，徐沟人，来京后长期谋职无成，不得已去做行窃勾当；还有凤台人王双儿，竟因此成了惯窃；浮山人秦天幅则以拐骗苟且谋生。(39)太原人李桐于雍正十三年(1735)正月往京师托人寻事，挨至十月仍未见头绪，无奈之下只好返还家乡，可又觉无颜再见妻儿，逗留太原城里，白天出力佣工，晚间借宿于庙，权且过活。(40)
由于清朝政府对商业、商人的歧视，一旦出现纠纷，特别是牵涉到与当局有关时，便失去公正，作出不利于商人的判决。前述嘉庆六年(1801)郑亲王府向合义号钱铺借银3 000两一事，迨至十六年(1811)，按原定二分起利，连同本利已积银8 000两。继任钱铺铺主宋义屡次具禀求还，均被郑王府借故推托。无奈之下，宋义只好向中城御史衙门呈控。经转刑部
研审，确认：“查郑亲王门上据复所借宋仁(宋义前任)银两，实系府中使用，由部查例断来，自当如数偿还”。但私下还是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要商家答应承让。最后的判决是：“按律一本一例，应找银四千三百两(因前曾陆续还过银1700两)，因两造情愿酌减，还银二千六百两，当即照数断还”。(41)根据清代惯例，民间借贷均按2至3分计息。合义号向郑亲王府贷银用的是2分息，属于就低不就高，而且前后一拖10年，最后只还了2600两，加上前偿1700两，实际只够本银数(10年间银价已涨了不少)，所积利息等于泡汤。可当这份判决上送朝廷后，嘉庆帝立批示：“本日(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旨依议，钦此”，真让合义号老板宋义欲哭无泪。
到了清末，国家内乱外祸不断，经济状况节节恶化，商业经营风险也在增大，尤其是处于风口浪尖的金融行业更是如此，常有银钱铺号倒闭。每遇此事，官府均以防止挤兑、保护债权人利益进行封店追产，实际是商家破产，官得好处，中小债权人倒霉。光绪元年(1875)七月，绛州人韩钊镛所开晋泰钱铺倒闭，有关当局立即封账调查。(42)期间，韩虽被净身抄监，可应付之账却无下落。又如光绪十年(1885)初，永泰昌和乾泰昌两家钱铺同时歇业，掌柜绛州人殷桐轩弃店出逃，不知所终。官府虽移文查封了殷老家的财产，然亦无更多的善后之策。(43)由于买卖难做，有的铺号因亏欠太多，实在难以为继，由铺主主动要求官府出面封店。下面就是这样的例子：(44)
具呈人山西绛州人张嘉科，年二十一岁……小的来京，在前门外煤市街孙虎臣所开东天德烟钱铺帮伙。去年(指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孙虎臣铺内开出票存，因取钱人众，一时不能开发。孙虎臣赴中城司请封，眼同由铺内起出钱票底簿等物，将铺查封，按照底账核算，实亏票存三万九千余吊，银票存一千二百余两，讯供详城送部。蒙赏期限收回票存五千吊交案下，余未能开发完竣，将孙虎臣□罪监追，并将小的保释，替孙虎臣讨要外欠账目。今小的由外替孙虎臣讨□欠账并孙虎臣原籍产业，连铺内家伙□铺底倒出，凑合银钱数目，已敷开发。为此恳祈押令孙虎臣将实亏银钱票存如数开发清楚，以救孙虎臣性命。
此事发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八九月间。东天德是一家经营烟叶又兼银钱贷放的烟钱铺，因有亏空发生挤兑，无法应付，主动要求官府介入以控制局面。官府除查封该店钱票底簿外，还将东家孙虎臣并帮伙张嘉科拘押。在算明亏欠后，当局将张嘉科放出，命其代孙虎臣依限凑银补欠。上述就是张嘉科在筹足欠银后，恳请解除对孙羁押的一份呈文。其实，即使孙虎臣出得监牢，也很难再在北京商场立足了。因为他身家财产(包括原籍产业)都在这次事件中被一扫而光。商人失去资本，加上因挤兑而丢掉的信誉，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这就是商业竞争中的残酷之处。
清前中期是晋商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不但体现在商业地域、资本和商人队伍的扩大上，而且在经营的领域上也有很大的扩展。从北京的136宗个人样本中，涉及商业行当达30种、80余个铺号便可得到一定的印象，何况它还远非全面。
再就是我们所说、所列举的北京山西商人、商号，多数是些资本不大、铺号不显的中小商家，反映它们的经营状况。一般来说，当人们提起某行业或某商帮时，总会举出积资雄厚、名扬天下的名家名铺，这固然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实力和品牌。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众多中小铺号的存在，对于提高和烘托商帮整体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其实，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真正的大商家不过几家、十几家，更多的是那些中小商家。在北京，正是这些中小晋商勤奋努力，不顾本小利薄，把铺面开到街头巷尾，既流通了物资，也方便了百姓，使城市得以运转，体现它的生机，从而显示了晋商在北京的深厚基础和无限实力，两者是相得益彰、不可偏废的。
由于本文所采样本都以个人资料为主，所以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一些在商业经营中成功和失败的例子，这也是商业史讨论中较少涉及的问题。实际上，商业既充满竞争，那么总会有成功和失败者。若说所见例子中失败的远多于成功者，这可能与笔者触及的对象基本都是中小铺主有关。他们本小利薄，往往很难经受冲击，甚至店主一场病，或家中某些生活变故，也会导致铺号的败落乃至关张。在文中，笔者举出3个店伙失业后，本人或家人的悲惨命运。虽然这可能属于极端，但说明与老板相比，他们更处于低层，更经受不了生活的冲击。至于那些由山西家乡来到北京求职未成而流落成为城市弃儿的情况，若从更广的社会层面考察，或许还与当时的城市化水平有关。自清中叶以后，一方面由于人地矛盾加剧，促使不少农民离开土地，告别家乡，向外流动，包括进入城市以求得更好的出路。山西地近北京，晋中、晋南又有很多商人在北京事业有成，所以人们选择进北京碰运气，是理所当然的，但这里有个供求关系问题。就城市而言，一定的城市规模，只能容纳一定的城市人口。具体到每个行业，像北京的商业，到了清晚期，市场容量不但未能扩大，还有萎缩之势，商业网点只限于此，也就无法消化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即使有乡情之谊，也爱莫能助，是经济原则在起作用。这样讲，尽管离题太远，但也是一种道理。
最后，本文是通过136宗个人样本介绍清代北京晋商的活动情况，但不是说，当时在京客居的只有这些人，在此之外，还有从事其他行业或因故留驻者，如行医、从教、看守会馆，在京郊佃地，以及买房收租、作中介、被拐卖为娼的女子等，不过人数不多，占有主导的，即85％以上是参加商业活动。这确实是个值得考究的问题。因为笔者还统计了其他省籍人士来京后的从业状况。如直隶(今河北)，那是北京外来人口中人数最多的，他们多从事苦力和手工杂活或是些叫卖街头的小商小贩；山东的人数占第二，从商者也不少，像粮行、绸布行、饮食等业，其比例不过50％左右，至于还有些省份，因总体人口数不多，可略而忽计。如此多山西人进京，目的只奔着从商，说明晋商在北京事业上的成功，以致对家乡起着强大的虹吸效应，这也是对85％比例数所作的注解。自明以来，谚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形容安徽徽商在各地势力之大，但那主要在南方各省。在北方，晋商占有更大的优势，北京的例子，也许就是这样的典型。
注释：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0页。
②《重修河东会馆记》(乾隆二十五年)，见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③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按四大恒即恒和、恒源、恒兴和恒利四银号。
④“八大祥”系指瑞蚨祥等8大家祥字号绸布店，因经营者都是山东客商，驰名全国，融资量亦大，故使山东银号能在京师独树一帜。
⑤“宗人府堂稿·刑罚斗殴类”第556包。
⑥《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⑦“宗人府来文·刑罚类”0728包；“刑法部档案”01276、11318号。
⑧张双林：《老北京的商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按，柳泉居开张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是京师著名的老字号，以经营黄酒而名，有“京城柳泉居，黄酒味醇香，香惹八仙醉，醉倒神四双”的诗赞。
⑨李光庭：《乡言解颐》，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7页。
⑩“刑法部档案·刑罚类”第00927号。
(11)“刑法部档案·刑罚类”第1048、1085号；“宗人府来文·刑罚斗殴”559包。
(12)《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203页。
(13)雍正《山西通志》卷47。按：襄陵酒产于襄陵县，(明)顾清：《傍秋亭杂记》卷下：“襄陵十年前始入京，据所见当为第一”。顾是弘治、嘉靖间人，可见此酒在明代曾红极一时。
(14)《清稗类钞》第5册，第2368页。
(15)以竹叶青命名的酒主要有两种：一是由汾酒加入多种药材泡制成，含酒精量稍低，呈黄绿颜色的酒；另一系不加焦糖的绍兴原酒。南酒店售卖的竹叶青酒属于两种中的哪一种，尚待考究。又，据光绪《顺天府志》：通州亦产竹叶青酒。
(16)《清稗类钞》第13册，第6321页。按：山左通常指山东，也有偶称山西者，此处当指山西。
(17)“宗人府来文·刑罚斗殴”558包，“内务府来文·刑罚”2145号，“刑法部档案”第1253、0730、2171号。
(18)张双林：《老北京的商市》，第160页。
(19)《清高宗实录》卷226，页9。
(20)孙健主编：《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21)“刑法部档案”第2127号。
(22)“刑法部档案”第5854号。
(23)“刑法部档案”第10332号；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24)爱新觉罗·瀛生、于润琦：《京城旧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146页。
(25)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0204、10708、17337号。
(26)档案，“军机处录副档”第1663号；“刑法部档案”第15743号；“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乾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允礼题。
(27)档案，“刑法部档案”第2162号。
(28)《重修炉神庵老君殿碑记》见《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40页。
(29)徐珂：《清稗类钞·炉房》：“炉房亦称银炉，专铸造马蹄银，京师、天津、上海、汉口均有之，亦兼营钱业”。
(30)档案，“刑法部档案”第00972号。
(31)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7337号；“内务府来文·刑罚”第2171号；“刑法部档案”第2162号；“宗人府来文·刑罚斗殴”562包；“宗人府来文·刑罚斗殴”559包；“军机处录副档·刑罚”第1663号；“刑法部档案”第1048、10204号；“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乾隆四十年九月初八日舒赫德题；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阿桂题；乾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允礼题；乾隆元年二月初一觉罗石麟题。
(32)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7337号；“宗人府来文·刑罚斗殴”556包。
(33)档案，“宗人府来文·刑罚斗殴”0734包；“刑法部档案”第2127、01196号。
(34)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7337、9078号。
(35)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048、10820、21099、15743、21129号；“宗人府来文·刑罚斗殴”732包，第1196号；“内务府来文·刑罚”第2148号。
(36)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253号。
(37)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7353号。
(38)档案，“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乾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允礼题。
(39)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0350、11345、9189、19940号。
(40)档案，“乾隆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乾隆元年六月初三日觉罗石麟题。
(41)档案，“宗人府来文·刑罚斗殴”556包。
(42)档案，“刑法部档案”第13230号。
(43)档案，“刑法部档案”第05900号。
(44)档案，“刑法部档案”第012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