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清末，清朝廷即注意到美棉的优势，要求各地改良棉种。但是山西的美棉推广主要是在阎锡山时期完成的。在阎锡山入主山西后，实行“六政三事”，积极推进美棉的种植，同一时期国内纺织业异常繁荣，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山西美棉的推广成效很大，主要表现在美棉的种植比例、棉花亩产、总产量、棉花质量，以及农民种棉技术等方面。棉花市场的繁荣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提高了山西植棉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影响，排挤了罂粟的生长空间，对禁烟有积极作用，还挤占了玉米、小米等秋粮的种植空间，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形成了新的种植制度。另外，棉花需水较大，遇旱灾减产很严重，这也给农民带来了新的风险。

　　近代西方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苦难，同时也带来了前进的种子。西方的工业文明传导到各个通商大埠，其农业成就也散播入农村社会，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些许活力。农机、化肥、农药、良种等都曾进入中国，但囿于时局以及现实的种种限制，大多成效不大。而其中棉种的改良却是一个意外。下面以山西作为一个例子，探讨近代棉种改良的进程及其对农业生产、农家经济的影响。
　　棉种改良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重要议题，从清末即已开始。1892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从美国引入陆地棉（俗称美棉）在湖北种植，这是清朝廷第一次正式、有规模地从美国引入美棉。此后，清朝廷把农业改良之事列入日程。清朝灭亡后，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对棉花改良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①。在关注中央层面研究的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分地域，对各地的棉花改良进行了研究②。其中，大多数学者是从政府、市场、地方精英、推广机构、良种培育和农业教育这五方面来进行研究，认为美棉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研究对近代棉花品种改良的过程已经有了非常细致深入的探讨，但是对于棉花品种改良后，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近代山西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不如江苏、河北、湖北多，但是其出口量依然是可观的。在20世纪30年代之时，山西的棉花除了满足本省需求之外，常年也有20万担的出口[1]（P97丁）。但是现今学术界对于近代山西棉花的研究并不多。李丽娜从铁路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出发，论述了山西的棉花和粮食促进了其农业的近代化[2]。许永峰讨论了阎锡山主政山西时，山西的棉政实施与绩效[3]。其他成果主要是在论述中稍有涉及，并不详细③。这些研究对于棉花在近代山西农业中的地位以及山西棉种改良成效的论述不够清晰。权伟东对近代山西棉花改良的历史进程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肯定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4]，但是对棉田面积的扩大对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还不够深入，对于棉花与整个农业生产体系的关系关注不够。对此，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美棉入晋与近代山西棉业的发展
　　早在元代的《农桑辑要》中，就记载了山西河东地区的棉花种植情况，不过多为农家纺织自用。乾隆时期，蒲州府的棉花规模就不小，“（棉花）种自河南甚久，晋省诸郡皆有之，惟永乐所出独多，性宜沙土，疏而易达，永乐人艺者于河蠕，不计顷亩，岁无霖涝及河水所败，则大收”[5]。但长久以来，山西河东地区的棉花基本都是自产自销，输往外省的很少。
　　近代开埠通商后，美棉传入中国，其产量高、棉绒长、韧性强，表现出巨大的优势。纺织业亦发展迅速，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提倡棉业，引种美棉。山西的棉种改良始于光绪末年。在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在京师设立农事试验场，其后各省的农事试验场先后成立，美棉的引进就是各试验场的重要内容。1908年，清廷上谕改良棉种，鼓励各宜棉之地推广美棉。诏书曰：江苏等地以及“山西之蒲州、解州、绛州各属，虽产额多寡不一，由于种棉制棉之法，大多因仍旧习，未能力求精进，……派农科专门人员分往各省，测验天度之寒燠，审查土地之燥湿，辨别土地之良窳，采用泰西农学家选子、交种、培肥料、去害虫诸法，集讯乡农，实行实验，务令人人知棉业为大利所在，其业经产棉地方，固当研究改良，竞求进步，即为经种棉之区亦谕令相土之宜，量为适种，以兴地利。西北诸行省，土性高燥，地本宜棉，尤宜加意提倡，广辟利源。”[6]（P890）虽然清廷认识到了棉花改良对于农业的意义，但是未及真正推广就发生了辛亥革命，美棉的推广工作就留给了民国政府。
　　清末民初之际，政局动荡，虽然清廷意欲推广美棉，但是山西省没有有力的政府推行此事，因此在民元之初，山西棉种改良效果并不好。农民种植的大多数是本地棉，即使政府在“1914年4月11日颁布兴业法令奖励植棉，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7]（P180），棉田面积在1914年也仅为15万亩[8]（P158）。民国成立后，山西省政府成立了农桑局，希图振兴农业。1915年，在省农桑局的农事试验场就美国长绒棉和河津棉、临汾棉、猗氏棉、平陆棉、曲沃棉进行了实验，发现美棉的每亩产量高达68.12斤，而山西本地棉的每亩产量只在42-46斤，美棉的纤维长度是其他品种的两倍，韧性好、柔软，而且棉蒴开裂期也更早[9]（P215-217），与山西本地棉相比，美棉的优势相当明显。
　　1917年，山西督军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阎锡山上台后，开始整顿山西内部事务，改良生活，发展经济，推出了“六政三事”，即水利、桑蚕、种树、禁烟、天足、剪发和种棉、造林、畜牧。同时还设立考核处，推进各项事宜。在种棉事业上希望在韩侯岭以北未曾种棉的区域提倡种棉以实现自给自足，而在河东的传统植棉区能够扩大种棉以增加输出[3]。当时美棉棉种缺乏，于是政府从美国购进大量棉种，无偿发给农民播种。1919年，阎锡山“托天津日本驻兵参谋川岸氏，由三井洋行运来朝鲜美棉种二十吨分配农民，以奖励栽培”。1925年，“由美国输入美棉种子二十吨，又输入满洲移植美棉及直隶小集地方之美棉种，以分配于农民”[10]（P37-38）。
　　从外部购买种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设立棉花试验场，培育优良种子之事很快就被列入政府议事日程之中。1917年，山西政府在临汾设立山西棉业试验场，测试美棉性能，比较中美棉种的各自优势与缺点，以便于更好地推广。1918年，山西政府又“于太谷、高平、定襄、解州、临汾等县，设立棉花试验场。对于植棉知识及收获利益，作普遍之宣传”[1]（P89丁）。通过棉花试验场示范种植，将美棉优势示之于众，因此棉花的种植推广到晋中一带。为了鼓励冀宁、雁门两地的棉花种植，政府特颁明令，凡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在试验场培育的棉种，政府都免费提供给农民。1924年，山西第二经济植棉场把场内培育的“优良种子，除了自用外，全部无偿给人民，其余不能作种用之一千一百斤，仍尽数变价，解缴本署”[11]。1934年，政府先后向美国采购优良种子660磅，设立模范试验场245场，每场一亩，由指导员负责，以期培育优良种子[12]（P13）。
　　在改进农业生产方面，山西省政府还做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建设。1927年，设立了省农桑总局和各县农桑分局，专事农业生产方法改良。1929年，省农矿厅成立农业推广委员会，以统筹本省农业推广事宜；同时将省农桑总局改为农务总局，并附设农产种子交换所，将各县农桑、农牧、农林等局一律改为农务局，专事农产物之试验[3]。同时特别设立了省棉业推广处，专门负责棉作的推广，还派遣指导员下乡指导农民种棉、教授技术。将全省分为四大棉区，即河东区、冀宁区、雁南区、上党区，在各区设立育种场，分发各区农民种棉所需之种籽。
　　1933年，阎锡山推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计划在“晋南及西南一带，以推广美种脱字棉为主，晋中晋北及晋东南各地，以推广改良金字棉为主。又因适应需要，乃将临汾棉场改为总场，安邑榆次各设分场；又分全晋为十区，各设指导所一处，以求改良推广，齐头并进”[13]（P10）。
　　二、美棉推广的成效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外国商人纷纷在华建立工厂。同时清廷也解除了对国人办厂的限制。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在天津、上海等地开办纺纱厂，与外商争利。棉花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欧战发生后，国际上对棉纱棉布的需求激增，国内皮棉的价格不断上涨，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棉花价格从20世纪初开始上涨。根据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的统计，当地棉花价格从1919年的每斤606文上升至1924年的每斤1522文[14]（第一编，P100），价格上涨了约1.5倍。山西的棉花价格系列数据如今难以获得，但其生产的棉花很大部分是运往天津，其棉花价格必然会受到天津的影响。我们可以根据天津市场上的棉花价格，从侧面观察近代山西的棉花价格波动情况。次页图1是根据有关资料绘制的1911-1937年天津的棉价波动折线图④。
　　从图1中可以看出，天津棉价从1911年开始上涨，1920年上升至40元/担，此后虽然有波动，但是没有大幅度的下降，基本稳定在40-50元/担之间。同时，根据上述山西省政府统计处1919年和1924年的棉花价格变化，与图1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二者是高度相关的。
　　
　　（一）棉花种植规模的扩大
　　政府的鼓励和市场的刺激大大提高了山西农民的种棉兴趣，特别是对于市场需求庞大的美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虞乡“木棉之种近数十年较前更多，尤以奉发美国棉籽收货为优，东北乡一带常年用费及封纳粮赋均视此为转移”[15]（卷四，物产略）。霍县过去并不是产棉区，“近以官厅提倡。棉田逐年增加。今岁约四千二百亩。产皮棉八百四十余担，棉多美国种。纤维色白。长七八分”[16]（P25）。在万泉“近多种洋棉”[17]（卷一，舆地志·物产）。1923年，河东道属的种棉面积与1922年相比，美棉增加8万余亩，而本地棉仅增加1万多亩[18]。以前棉花种植较少的冀宁地区，在政府的推广下，所种植的棉花几乎都是美棉[19]（P251）。
　　1929年，洋棉的栽种面积跃居本地棉之上，其中洋棉近23万亩，本地棉8万多亩。1932年，美棉254260亩，产皮棉48081担；本地棉47690亩，产皮棉5840担。1933年，美棉1232706亩，产皮棉477880担；本地棉78055亩，产皮棉24533担[20]（P7）。图2是根据相关统计而绘制成的1919-1937年山西美棉与全省棉花种植面积、棉花产量的对比图⑤。
　　从图2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美棉的种植面积在山西省还没有占主要地位。1921年之前的以及1924-1928年的美棉数据缺失。1929年，美棉面积超过70%。20世纪20年代是政府推动美棉的集中期，我们有理由说，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山西美棉种植的比例是不断上升的。此后美棉面积继续扩大，占比在90%以上，且比较稳定，没有明显的下降。美棉的总产量占全省棉花产量的比例，也随二者的变化而变化，到了20世纪30年代占九成以上。在图2中可以看到，1929-1932年，无论是棉田总面积还是美棉种植面积都急剧萎缩，这是因为这几年华北地区发生了大旱灾，山西也未能幸免。然而，即使发生大旱灾，造成棉田萎缩，但是从柱状图中仍然可以观察到，美棉的种植面积占棉田总面积的比例是在上升的。美棉从20世纪初开始在全国大范围内推广。根据中华棉业统计会的统计，1922年，全国棉田面积33646595亩，其中美棉5123004亩，美棉占比15%；1936年，全国棉田面积56210742亩，其中美棉29489047亩，美棉占比约53%，略微过半。就当时的植棉大省河北省而言，1922年美棉62361亩，棉田总面积6397000亩；1936年美棉5828441亩，棉田总面积10430954亩，美棉占比分别是1%和56%[21]（P293-301）。而山西的美棉占比过半至少在1929年就已经达到，此后一直在90%以上，可见山西美棉推广的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效很大。
　　另外，美棉推广使得山西棉区扩大。在河东原产区，解县在“五十年前人稠工贱，一尺之布仅值制钱二十余文，尔时尤未多种棉也，统计吾解之地，种植棉者不过百分之一二，今则三分之一种棉矣”[22]（卷二，物产略）。蒲州府的虞乡，“木棉之种，近数十年较前更多，尤以奉发美国棉籽收货为优，东北乡一带常年用费及封纳粮赋均视此（棉花）为转移”[15]（卷四，物产略）。原来不种植棉花的冀宁地区，当时在政府推广后，也开始种植棉花。美棉的推广种植，必然促进山西棉花种植总面积的增加。从图2可以一览1919-1937年山西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历程：1919年开始棉花种植面积稳步上升；1929-1932年因旱灾影响迅速下降，最低是1930年的27万亩；旱灾过后，棉田面积又迅速增加，1934年风调雨顺，棉花产量达到高峰，产皮棉60余万担，植棉面积在1937年最大，接近250万亩。
　　
　　在山西棉花亩产方面，到了20世纪30年代，灌溉条件好的水田，若不受天旱影响，亩产皮棉最高可达120斤，最少也有45～50斤，一般而言60～70斤。而旱田产量差一些，亩产最多时有50斤，少则仅10～20斤。据1932-1934年的统计，晋南各县水田平均亩产53.4斤，旱田平均亩产23.8斤[23]（P5）。总体而言，平年各地的棉花亩产皮棉大致在35斤左右。
　　（二）棉花质量和植棉技术的提升
　　在棉花质量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荣河等地的棉花在天津市场上向来享有盛誉。在上海市场，河南灵宝棉花被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列为棉花的品质等级第一等。虽然山西棉没有列入其中，但是按照普通交易情况，“山西棉的地位，可与最优美的灵宝棉相比拟，其价值亦视标准品为高，所以近年来山西棉花在上海亦渐露头角”[24]（P32）。
　　在政府多年的投入下，农民的植棉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政府推广美棉，一般是把种籽直接发放给农民，但是在往后的种植过程中，由于选种不当往往会引起棉种的退化。普通农民选种时，只是在棉花生长最盛时期，将所摘棉花棉籽轧下，留作下年种籽。这种方法不够科学，因为同一块棉田的棉花各有优劣，长此以往劣种会驱除良种。还有的农民选用棉种时与本地棉混杂，影响了美棉的“纯”度，导致品种越来越低劣。这些不科学的选种方法造成棉种退化，棉花产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棉业指导所的指导员带着种棉须知，亲下田地，当面给农民讲解育种之法和种棉知识。山西农学会向农民介绍了一种选种方法，具体如图3所示。选种时应注意以下五点：第一，在选种时植株形态适当，间距短，侧枝发育对称；第二，棉铃大小要适当，且植株上棉桃大小均衡；第三，棉铃众多者；第四，成熟早，这可以避免霜害；第五，发育强健。选种时选择正常情况下之棉田，特殊情况下的棉田往往太肥或太瘠，不能代表植株本来的性能。将选择的棉花植株做好标记，分开收获、轧棉、储存。收得的种籽来年分开种植，隔以小米、高粱等，防止杂交产生退化，每年依此法行之，就可以得到优良较纯之种籽[25]。另外，农民还从棉业指导员那里学会了轮种法。经过山西棉业指导所指导，农民清楚地认识到生地棉和熟地棉之间的利害关系，莫不乐于接受[26]（P7）。
　　三、近代山西交通的改善与棉花出口
　　山西的交通事业在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省内公路拓宽，建立了汽车站，特别是正太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建设大大便利了省内棉花的外运。随着市场的扩大，棉花主产区——晋南各地，棉花出口越来越多，棉花成为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农民生活也越来越依赖于棉花。
　　1907年正太铁路开通后，山西河东和冀宁产棉区的棉花，经陆路运至榆次，在榆次转火车，直接运到石家庄，再经平汉铁路、北宁铁路运到天津；也有的在保定从大清河走水路运达天津。阎锡山主政山西后还改造了山西原有的公路，并在1919年开通了汽车站，成立了太济、太安、太风三家运行汽车公司。公路和汽车站的建设，使山西的交通更加便利，促进了晋南各地的棉花外运。山西棉在天津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天津有的纱厂以山西棉为基本棉，每年到了收获的时候，山西棉产区域无处不有天津棉商的足迹[24]（P32）。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天津口岸棉花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是山西棉”[9]（P219）。日人大岛让次在1926年前后曾对山西和直隶的棉花贸易情形进行了调查。根据他的统计，在1926年前后山西棉花产额是409500担，与中华棉业统计会的数据相差不大，其中山西本省消费棉花103200担，占比25%；输往郑州51100担，占比12.5%；输往天津255200担，占比62.3%[27]（P32-33）。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正太铁路的开通，山西的棉花交易市场主要在天津。在输往郑州的棉花，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口输往汉口或上海。
　　
　　上述只是便利了棉花的北运，而南线的大规模外销则要到1927年。是年，陇海铁路西段延伸至灵宝，1931年又修至潼关。晋南的棉花，可以经垣曲的茅津渡过黄河，从陇海铁路到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南下至汉口、上海；或者从新绛、风陵渡走黄河水运到三门峡，转陇海铁路直达海州，然后装船运往上海。陇海铁路延伸线的修建，降低了山西棉南运的费用。时人以产自曲沃的棉花为例子，比较了山西棉运往天津和上海的运费。曲沃棉花运往天津“每百斤运费七元，佣金及榨费一元，包皮麻绳一元，小力栈租一元，天津佣金五角，共十元零五角。如由曲沃运沪，所费尚可减一元以上”[24]（P32）。在南部靠近黄河地区的棉花运往汉口、上海的费用则还要更低一些，山西棉在上海市场上竞争力更大。
　　1936年同蒲铁路开通，与正太、陇海铁路相互连接，山西棉花外销基本被分为南北两区，“洪洞、赵城以北为北区，由同蒲、正太两路，运榆输津出售；临汾以南为南区，由同蒲、陇海两路，运郑转沪出售”[28]（P17）。
　　山西的棉花大量销往天津、汉口、上海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城市。1919年，山西往天津输出棉花14万斤，占产量20万斤的69.94%[29]（P307）。根据山西省长公署统计处对出省货物的关卡统计，1920年山西向省外输出棉花6万担，占总产量6.5万担的92%，价值187万元；1921年输出棉花15万担，占总产量25万担的60%，价值420万元；1923年输出棉花19万担，占总产量23万担的83%，价值700万元。此后，山西晋华、大益成、雍裕三大纺织工厂相继建成投产，南部的棉花“约有半数供本省应用，余半数则由榆次及陕州转运津沪”[30]（P19）。1926年输出棉花13万担，占总产量38万担的35%，价值510万元；1927年输出棉花15万担，占总产量50万担的30%，价值540万元⑥。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山西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也有很大提高。1936年，全省输出棉花上升至20万担，占总产量53万担的38%，总价值700余万元[31]。棉花大量出口，农民生活水平因此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地方志中所说“自鸦片禁种，棉禾增植，津海销路大开，民无巨富而多小康”[32]（序）。荣河全县“无村无种棉之户，有地百亩，即种棉六七十亩”，甚至“宁可不种麦不可不种棉”，棉产贸易四方，“岁率获金以数十万计”[33]（卷八，物产）。
　　四、棉花对近代山西农业生产的影响
　　20世纪在20年代，天津商品检验局对山西耕地种植谷物与棉花的收益进行了调查，得出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山西每亩田地种植棉花的纯利是4.7元，比种植谷物多1.95元，纯利增加70.9%。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农民种棉积极性提高，这对当地的农业种植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棉田扩大改变种植结构
　　近代山西种棉最多的是晋南地区，其次是晋中地区，主要集中在灌溉条件较好的汾河流域。河东区的棉花产量，“占全省产额百分之九十以上”[20]（P7）。晋南地区主要包括4个州府，即解州、蒲州府、绛州、平阳府。在平陆，“广植木棉，以花易银，为正供所出”[35]（卷二，物产）。解县在“五十年前人稠工贱，一尺之布仅值制钱二十余文，尔时犹未多种棉也。统计吾解之地，种植棉者不过百分之一二，今则三分之一种棉矣”[22]（卷二，物产略）。蒲州府的虞乡，“木棉之种，近数十年较前更多，尤以奉发美国棉籽收货为优，东北乡一带常年用费及封纳粮赋均视此（棉花）为转移”[15]（卷四，物产略）。蒲州府的“荣河，及与陕西隔黄河临接地方一带之农民，见邻省移植美棉，成绩甚佳，渐次相习惯”[10]（P37）。在平阳府，翼城“近城一带村庄人民业此（棉花）甚夥，而收成加倍，为从前所未有”[35]（卷八，物产）。新绛农民因为种植棉花“获利极厚，除供全绛人之穿用外尚能贩往于他邑，实绛郡主要之产物也”[32]（卷三，物产略）。在晋陕交界的黄河小北干流滩地，棉花的种植比例更大，有的地方可以占到滩地面积的80%以上[37]（P95）。晋中太原、汾州、隰州、霍州四地，主要产棉县份有赵城、霍县、汾阳、太谷、太原、平遥、交城、文水、介休、灵石、清源。大多数还是分布在汾河沿岸及有水渠灌溉的地方，像在山区的石楼、中阳、临县、岚县等地就很少。正是因为棉花的种植，晋南“产棉各县，每年金钱收入总计不下千余万元，晋南较晋北为富，此亦一大原因”[38]（P14）。
　　
　　山西大部分地区农业种植制度是两年三熟制，即小麦——玉米、小米、高粱、豆类——小麦。棉作推广后，产棉区的农业种植制度变成了小麦——棉花、小米、玉米、高粱、豆类——小麦。因土地扩展能力有限，棉花种植规模扩大，玉米、小米、高粱、豆类的种植面积肯定会减少。山西农家种植豆类主要是为了自用，所以棉花扩大种植对其影响不大。下面以玉米为例，观察棉花对其他作物的影响。表2显示出在20世纪40年代棉花扩大种植时，山西各地区玉米的用地比例。
　　从表2中可以看出，晋南、晋西、晋中的玉米种植比例都很低（晋东北、西北均不适宜玉米和棉花种植，不考虑），只有晋东南玉米种植的比例比较高，占大秋作物的22.19%。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晋南和晋中棉花种植很多，限制了玉米的发展空间。而晋东南属于山区，气候湿冷，不适合棉花生长，因此玉米在当地比较有优势。晋南地区主要是现在的运城和临汾两市，而现在这个地区在小麦收获后，绝大多数的土地是种玉米，而当时玉米的种植比例这么小，就是因为棉花获利比玉米多，压缩了玉米的发展空间。玉米是如此，小米和高粱亦是如此。新绛是一个产棉大县，当时人说“棉产增加，谷产减少”[37]（序）。
　　（二）棉田扩大影响地区粮食市场
　　棉花是一种经济作物，其种植面积的扩大势必导致种棉区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于是，当地所获得的粮食也会减少，这就会导致地区粮食市场的改变。特别是，山西棉花绝大多数产自晋南的汾河流域，这一地区也是山西农业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原本是山西最为重要的粮食产区。而粮食主产区很大一部分农田被用来种植棉花，必定会影响粮食产量，这部分缺少的粮食就需要调剂其他地方的粮食来补充。
　　根据马国英等对晚清时期山西各地粮价的研究[40]，虽然汾河流域是山西省的粮食主产区，但是由于人口密集、商业发达、需求旺盛，粮价反而高于人口较少、农业生产相对较弱的北部，甚至有时需要中部及北部地区接济。在灾荒歉收时期，南部地区的粮价波动也高于北部。山西的棉花主要产地也是在南部地区，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得这一地区秋粮收获量减少，而山西的地理环境又不利于外省粮食的调入，南部植棉区因此对山西中北部的粮食依赖越来越深。据大潼铁路经济调查，山西“南段因大宗棉花及烟草之运出，与大宗粮食之运入，乃成为农产运输最繁忙之一段焉”。而“棉田面积日趋增加，将来棉产之量大增，粮食产量因而更减，出售棉花，购进粮食，其繁忙更将有加于今日也”[30]（P20）。因此，棉花种植规模的扩大加快了省内粮食市场的流动。晋南地区农民的粮食以小麦为主，小米和玉米是其重要的辅助食料[41]（P26），棉花种植规模扩大导致该地小米等杂粮（小米、玉米、豆类等夏作与棉花是竞争作物）出现缺口，需要从其北部进口。根据20世纪30年代实业部的调查，在产棉区有粮食大量进口的县份有：临汾、汾城、曲沃、永济、临晋、荣河、解县、赵城等，这些地区在进口粮食的同时出口很多棉花。也有的县份出口小麦、面粉以换取小米等杂粮，如翼城、吉县、万泉、安邑、芮城、闻喜、夏县、安邑、解县、虞乡、永济、垣曲、灵石、洪洞、临汾、新绛等。这些杂粮最主要是来源于晋中及晋北文水、孝义、长子、晋阳、介休、徐沟等地⑦。
　　
　　（三）美棉推广与禁烟
　　棉花种植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得山西过往泛滥的烟毒迅速减缓。在道光年间山西就有鸦片的种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弛禁，开行土药捐，因此山西的鸦片种植越来越多。到了清末，山西成为中国鸦片的主产区之一，鸦片在全省皆有种植。在“省南向以霍州、洪洞、赵城、汾阳、永宁、交城、文水为最多，夏县、曲沃、河津、长子、长治、潞城等县次之；省北向以代州、河曲、浑源、丰镇、归化、萨厅州为最多，五原、托克托城、五台、繁峙、崞县等处次之”[42]（卷55，征榷）。其中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处最多。光绪末年，“太原170村，共种土药4535.7亩；榆次150村，共种土药3013.3亩；交城145村，共种土药3573亩；文水175村，共种土药4302.5亩；代州194村，共种土药5096.5亩；归化161村，共种土药4885.1亩”[43]（P533）。1906年山西罂粟种植面积还有96万亩，产量3万担[44]（P12）。
　　罂粟属于一年期物种，秋末播种，花期在次年的四五月，果熟期在七八月。棉花则春播秋收，罂粟与棉花生长期重合，二者是竞争作物。如果罂粟的种植过多，则棉花种植相对减少；相反，棉花的种植面积扩大，则罂粟的种植面积必定受到影响。政府也很早就认识到棉花与罂粟的竞争关系。清末“宝棻巡抚山西时，曾勒令种烟地亩改植棉麻豆蓝”，同时“乘春烟未种之前，遴选七十余员，并各绅分赴各属，会同印官逐村演说，数月以来，……均该种棉花麻靛”[6]（P905-906）。阎锡山主晋后，在其“六政三事”中就包括了“禁烟”和“种棉”，两相呼应，相辅相成。民国以来，棉价上升，山西棉花种植面积呈上升态势。植棉面积的扩大无疑压缩了山西鸦片的规模。
　　种植鸦片的利润远高于一般作物，吸食之人众多，不愁销路，但是鸦片有巨大的社会危害。丁戊奇荒中山西的惨象历历在目，鸦片即是罪魁祸首，此后政府基本支持禁烟，但是屡禁不止。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农民铤而走险种植鸦片，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棉价的上涨，无疑为农民提供了一条致富之路。一面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可以获得较高收益的棉花；一面同样是可以获得很高收益、但政府严厉禁止、危害社会且受到道德谴责的鸦片，两相比较，选择前者的自然多一些。20世纪20年代，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山西调查时就发现，“山西的棉花产地主要在汾河沿岸地区，但以往肥沃土地多用来种植鸦片的原料罂粟”，而“自从下令禁种鸦片以来，农民立即将原来种植鸦片的土地改种棉花。近年来棉花种植面积逐年增加，产量亦不断扩大”[9]（P213）。原来种植鸦片的洪洞、夏县、赵城等地成为了棉花的主产区。太原、榆次、文水、交城等以往鸦片的重要产区在政府的推动下都开始种植美棉。在政府禁烟和棉花市场的刺激下，山西鸦片的种植下降很快。而在当时的中国，其他省份还有大量的鸦片种植。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棉花与鸦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只能说在二者都适宜种植的省份，在政府强力禁烟的政策下这种关系才可能存在。
　　五、近代山西棉业发展带来的问题和风险
　　棉花需水量大，如果发生旱灾产量会急剧减少，甚至绝收。而山西原有的种植结构中，小米、高粱、玉米的耐旱性比棉花高，在遭受旱灾的情况下农民所受的损失也更小。因此，棉花在给山西农民带来巨大潜在收益的时候，也降低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在1929-1932年连续4年旱灾，棉花减产异常严重，洪洞“产棉地四万五千亩，较去年稍增，然产额减少一半，约一万两千担，盖受旱灾也”[16]（P26）。洪洞位于汾河旁边，灌溉条件是比较好的，都遭受这么严重的损失，况且山西大部分地区是旱地，这些地区遭受的损失会更大。“岁岁旱魁为灾，粮食缺乏，农民为口食计，棉田改种五谷，因之面积骤减，仅有二三十万亩，产量仅五万至八万担”[1]（P91丁）。20世纪30年代初的旱灾中，“农作物与平常年份比较，其损失数量棉花大豆各达20%，玉米16%，小米13%，高粱12%”[45]（P274）。若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统计，1928年山西全省棉花亩产皮棉30.4斤，1929年下降至12.7斤，1930年是22.7斤，1931年是23.4斤，1932年是17.9斤，在旱灾发生的这几年，棉花减产的幅度是23%～58%。各种数据统计口径不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旱灾来临时棉花遭受的损失相比其他农作物要大得多。除遇大旱外，棉花的生长还常受到春旱的影响，春旱会影响棉籽的发芽率，而华北又是春旱的多发区。
　　旱灾造成农作物的减产，使棉价和粮价上升，但粮价上升的幅度比棉价更大。20世纪20年代山西遭遇了旱灾，物价上涨，农人说“迩来普通棉花稍可敷衍，奈粮价昂贵，大有所得不偿所失之虑”[46]（卷五，生业）。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调查人员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1930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近数年旱魃为灾，粮食缺乏，种棉者改种五谷，因之棉田面积骤减，而棉收数量亦少”。与此同时，报告中还指出“如风调雨顺，食料充裕，不难恢复原状”[47]（P359），可见调查人员发现农民在自然灾害的风险下，会调整种植结构，把风险降低。
　　其实当时就有人认识到棉花与粮食作物的这种关系，并且引起了他们的担忧。“人民趋利若鹜，专精此业（种棉）。吾所甚惧者，本地物产惟棉有利，日种日多，恐无置五谷之地。今秋收成稍薄，家家人无粮、马无草，里巷谈论十室九空，问其卖花价所得之利。金钱到手，挥霍无存，若遇凶岁何以为生？夫人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衣食并言，食重于衣。故孟子言：王道，于衣，则仅言树桑；于食，则必然终百亩。若此以言大利，势必至多数地种棉，少数地种谷。富岁，则囊有余金，流于奢侈；凶岁，则室如悬罄，不免死亡，此又重末轻本之弊”[22]（卷二，物产）。修志者明知其中的风险，但是也无可奈何。农产品商品化带来的这种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棉花减产或者粮价上升，他们种棉的机会成本升高，棉花种植比例越大风险就越高，卖棉花得到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粮食。
　　清末，辉煌的晋商逐渐没落。民国建立之初，山西经济凋敝，每年有二千万元以上的入超额[24]（P31）。随着美棉入晋，棉花种植规模扩大，棉花出口给山西带来巨大的收益，也弥补了多年来的亏空。棉花种植规模的扩大，还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棉花属于农作物的一种，与其生长期相同的鸦片、玉米、谷物等是竞争关系，一方扩张就会限制其他作物的发展空间，这为山西的禁烟做出了“贡献”，同时改变了当地的种植结构，还改变了地区粮食市场。棉花外销给农民带来了高收益，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他们种植棉花的机会成本是土地上的粮食，当遇到自然灾害时机会成本上升，农民的损失也会更大。
　　①徐凯希《晚清末年湖北农业改良述略》，《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苑朋欣《清末农业新政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苑朋欣《论清末新政时期植棉业发展的原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张俊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农业改良（1912-1928）》，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郭从杰《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政策研究（1927-1937）》，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相关的研究很多，姜红《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变迁——以1900-1911年的山东省为中心》，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苑书义《艰难的转轨——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宝卿《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1368-1949）》，南京农业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李义波《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棉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王光锐《民国时期安徽棉产改良与推广》，安徽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志军《略论民国时期河南美棉的引种与推广》，《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5期；周飞《技术传播体系与社会变迁——1901至1937年山东棉花种植业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李秀霞《论北洋政府时期湖北的农政与农业》，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腾莺莺《抗战时期湖北省立农学院研究（1940-1945）》，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刘阳《农家经济、乡村社会与江苏棉花品种改良（1915-1937）》，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胡茂胜《晚清至抗战前士绅对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渠绍森、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上（初稿），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樊如森《近代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④1912-1914、1916、1917、1919年的数据缺失，棉价指数以1911年为100。1911-1921年据近年来天津日常用品价格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156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1922-1931年据近十年来天津日常用品价格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157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09页；1932-1937年据最近八年天津市价统计表，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天津调查分布编《天津棉花统计（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3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金城银行所调查的天津市价统计表没有“棉价”一项，只有西河棉和美种棉，折线图中的棉价系二者的算术平均数。西河棉是中国本土品种，纤维粗短，拉力较美棉弱，富有弹性，适合垫褥、絮棉、火药或毛织物混棉之用，享有盛誉，是中棉中的较好品种。中棉的价格普遍比美棉低，包括西河棉，而当时华北地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是种植中棉，一般来说其他的中棉价格较西河棉要低，所以图中1932-1937年天津的棉价就市场通常情况而言有所高估，但是相差不大。如根据金城银行的调查，算出1931年西河棉与美棉的价格算术平均数是55，而海关史料中是52，一斤棉花相差3分钱。旧海关史料统计日常用品价格时更为全面，故1931年的棉价在图中采用旧海关史料的数据。
　　⑤中华棉业统计会《中国棉产统计》（民国二十五、二十六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3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198、299页。1924-1928年美棉的种植面积及产量数据缺失。1921年美棉面积产量据《中国实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五·山西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1937年，第90（丁）页。
　　⑥棉花输出数据采自山西省第二、三、五、八、九次经济统计正集，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17册第52-60页、第17册436-443页、第20册第72-87页、第23册第66-85页、第24册第68-85页。
　　⑦《山西各县进出口贸易情形列表》，《中国实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五·山西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1937年，第110（乙）页；《大潼铁路沿线各县输出入货品一览表》，铁道部业务司调查科编《大潼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书》，1933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