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迅速向华北出动，撒豆为兵，力量扩散至整个华北。中共的这一决策，为其日后在华北站稳脚跟、获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抗战初期中共向华北广大地区的积极出动，是改变其此前局处西北一隅，资源、地域、影响力均受限制，发展陷于困境的关键一步。

　　 中共向华北出动后获得的快速发展，和华北地区战前的特殊局面，战争初期战场形势，中共成功的统一战线、群众政策密切相关，也和华北战前、战争中的社会生态不无关联。由于战前华北半独立于南京中央，决定了华北诸省不同的政治军事态势，中共进入华北后，在不同省份，针对不同的形势，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鉴于此，本文采用和以往研究略有不同的考察方式，选取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并突出展示中共进入各省后最具特点的生存、发展路径，希望由此以点及面，贴近当时当地的实态，动态呈现当年中共在坚持抗战同时寻求生存发展的具体路径。至于中共与社会力量(诸如枪会)间的互动，因为牵涉甚广，尚难纳入一并处理。

　　 战前的华北，国民政府表面上拥有行政权，实际控制有限。中央直辖力量，除刘峙曾经于中原大战后至1935年底出任河南省主席外，其他各省基本都在地方势力控制之中。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牢牢控制其辖区，国民政府难以插手。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逼迫南京中央力量出华北，河南省主席易为商震(1935年12月至1938年1月)，商的力量开始壮大，河南形成中央和地方多种力量并存的状态。河北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长期处于冯系、晋系、奉系争夺之下，政治生态异常复杂，既有宋哲元的西北军老系统，也有原晋系残余，还有原东北军旧部，以及在常年军事力量角逐中幸存下来的小实力派人物，如石友三等。华北的这种状况，朱德在抗战前夕答记者问时曾有描述：“北方的部队及其领导人根本不行。他们作出的跟南京方面的统一行动计划，几乎没有开始执行。像宋哲元将军这样的人物指挥的北方部队，一方面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我们活动的影响。下级军官很抗日，但他们的上级指挥根本没有行动的计划。一旦打起来这些部队就会接二连三地被消灭。”①

　　 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经历剧烈的洗牌。因为二十九军的迅速溃败，河北的宋哲元基本失去原有地位；山东在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后，群龙无首；河南省政基本是南京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共治，其下又有各种力量犬牙交错。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对华北防御明显缺乏信心。早在战前，国民政府拟定的防御计划中就写道：“若就全盘论之，则防御河北北部，可专由现驻北方之部队担任。”②战争爆发后，随着中方主动开辟淞沪战场，中国军队重心投入上海，在华北的正面抵抗力度明显不如华东，华北抵抗主要依赖地方军政力量。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中共有一个判断：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士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③

　　 正如中共所看到的，华北的危急局面对于和其仅有一河之隔的中共党人，既构成威胁，也提供了机遇。抗战开始后，中共部队接受改编，开赴前线，担负保卫华北的责任。此时，许多地区的权力真空局面为中共的进入及迅速生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7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武装力量确定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