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的掠夺和破坏，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及灾民的涌入，使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一度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减轻公粮负担；安置移民，组织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开展节约互助运动；“精兵简政”；加强粮食斗争；完善粮食制度建设等。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和实施不仅有效化解了根据地的粮食危机，而且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作为国计民生的必需品，粮食之于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既是维系民生及保证作战部队士气与战斗力的重要基础，更是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物质保障。目前学界关于根据地粮食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粮食工作的档案资料汇编①，二是关于粮食问题的专著②，三是关于粮食问题的专题性论文③。这些既有成果从宏观层面增进了我们对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认识，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有待细化和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关于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的档案资料，考察和分析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爆发的成因及应对举措。
一、根据地粮食危机的爆发及成因
抗战爆发前，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山西各地粮食市场上的半殖民地性质已经尖锐地反映出来。地主和官僚买办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勾结，盘剥农民，打击民族粮食商业。“谷贱伤民”、“青黄不接，米贵如金”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据典型调查，1936年山西的粮食商品率只有17.36％，农民的粮食占有量和消费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当时每人年均消费水平为226.5公斤，其中贫农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192.5公斤。而地主、富农年人均消费可达312公斤④。抗战爆发后，在日伪沦陷区，由于日军的掠夺，粮食生产遭到空前破坏，产量大幅下降，“民国29年(1940)在日伪统治下的53个县(市)中，粮食产量只有87480万吨，粮荒严重，民不聊生。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粮食单产下降。据武乡、襄垣、左权、榆社等县统计，抗战前的1935年平均亩产量为131斤，到1941年平均亩产量降到123.8斤，1942年为126斤。”⑤“山西粮食由战前的自给有余变为自给不足，再加上日军的粮食战、贸易战，农业生产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全省农村十室九空。”⑥自武汉失守以后，日军改变战略方针，把主要力量放在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反复地、大规模地“扫荡”和“蚕食”，加上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地破坏，导致根据地的粮食产粮下降，这就使得根据地出现了严峻的粮食危机。应该说，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的发生不是某种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方原因导致的产物。总体来看，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日伪对粮食的掠夺
正如太行区的老百姓回忆说：“平时‘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过着，可是经过日伪的几年‘扫荡’后，灾荒一来就过不去了!”⑦抗战开始后，日军为满足战时的粮食补给便采取种种掠夺办法。自1940年开始，为了解决其“粮食恐慌，缓不济急”的问题，日军更施行了“以战养战”、“就地取给”的抢夺政策，通过华北日伪政务委员会，采取“一派、二代、三统、四强”等一系列掠夺粮食的手段。当然，日军在山西的粮食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战争的推进而逐步变化，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
1940年，日军在山西沦陷区开始推行“粮食派购”政策，即用军事或行政力量廉价夺取粮食。具体而言，即按粮食播种面积来估计产量，确定收购粮食的总量，然后逐级分配任务，派购到每家每户，每户要按照指定派购数量和品种限期缴纳。日军的粮食派购总是以高额高比例硬性强派，其估产数往往高于实际产量。据祁县同蒲铁路以北地区80多个村庄统计，粮食产量高估到5000多万斤，征购量则达到2000多万斤，占到了估计量40％左右，而以当年实际产量计，派购额则高达60％-70％，这无疑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⑧。
1942年，日军又在山西广大占领地区实行“以粮代税”政策，进一步掠夺粮食。具体规定如下：每亩交纳小麦15公斤，不产小麦地区则按下列比例交纳其他粮食，即每100公斤小麦折合谷子320斤、小米240斤、玉米260斤，或其他杂粮400斤。交纳日期分为“上忙”和“下忙”两个时期，即每年的6月1日至8月底为“上忙”，10月1日至12月底为“下忙”。农民必须按期交纳，否则课以5％-20％的滞纳金⑨。以太行三专区的祁县为例，日伪规定的田赋额为85625元，1942年伪山西省公署下达额是106795元，祁县实际完成94778元，约为战前的111％，而当时日占区面积比战前该县面积要小得多，其税额折算粮食以每石4-6元计算，等于无偿掠夺农民粮食1.5万-2万石，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0％。由于日伪对粮食的掠夺，祁县当年饥荒严重，百姓食不果腹，生活备受煎熬⑩。
此外，日军还实行粮食统制和强征的政策。所谓粮食统制，即全面控制粮食。日军推行的顺序先从稻谷开始，进而发展到小麦、杂粮。1942年8月6日，日伪华北物价处正式提出《稻米统制要纲》，其中要求，统制的粮种由日本方面统制收购，中国方面负责支援(11)。1943年前后，日伪军的“粮食来源枯竭”，深感“供不应求”，进而又对小麦、杂粮实行统制。1944年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收买要纲》中规定：“除征收外尚有供出之余力时，将同时实行统制收买”。日伪政府为配合其粮食统制政策的推行，对粮食的经营活动严加限制，进而全部禁止。为了达到掠夺粮食的目的，日军除了实行粮食统制政策之外，还强征各地人民粮食，而且强征的数量往往高于实际产量。特别是从1943年起，日军借汪伪政权对英美等国宣战，要求各地伪政权实行“参战体制”。伪山西省公署为此特意制定了《山西省粮食搜集方案》，规定分配各县的收集数额必须在限期内完成，超额完成者予以记功、提升等奖励，完不成任务者予以处分。据此，山西省日占区须在当年征粮24万吨，约331万石。而据伪山西省公署统计，日占区63县总计有耕地2623.2万余亩，全年粮食产量不过1389.5石。也就是说，日伪规定的征粮数目几乎是63县正常年景全年总产量的1/4到2/5(12)。
除了采取上述办法外，日军还对敌占区居民的粮食实行“配给制”。其配给办法：“按大、老、小三类人口配给。大口日给一斤，老口12两，小口4两。配给的粮食不仅粮质低劣，数量不足，而且常常因为粮源断绝而停止配售。日伪山西省公署对粮食经营和运输进行全面统制，禁止私营贩运粮食，城镇粮食供给陷于困境。1942年，日伪对城市粮食消费实行“配给制”，“配给”分为特殊配给和一般配给两种，特殊配给对象主要指公务人员，一般配给对象主要为普通市民。特殊配给的配售天数较长，数量较多，日配给量一般为0.5-0.75公斤，而普通市民配售数量很少，且常因粮源断绝而停止配售。据寿阳县宗艾镇宗艾村的赵鹤岗老人回忆：“日本人占领宗艾以前人们还能从市场上自由买到东西，特别是一些生活必需品，是自由买卖。但随着日军的进入，人们不能从市场上自由买到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商品都实行实物配给制，咸盐是每月每人一斤，煤油是每户每月一斤，面粉、洋布都是短缺物，这些东西凭合作社社员拿社员证才能买到。由于日本人对日常用品的管制，当地人民不能买到食盐甚至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身体非常虚弱。”(13)1943年以后，山西一般居民配给的粮食多半为豆饼和其他代食品所制成的混合面粉，不仅难吃，而且有害身体健康，“配给制”下生活的日占区民众，其境况可想而知。
除了实行粮食派购、粮食统制政策及粮食配给制以外，日军还对根据地以及阎锡山统治区、敌我交错区实行粮食抢劫政策，以直接抢劫的办法对粮食进行掠夺。据戎伍胜在《对敌粮食斗争的策略办法》中总结道，日伪对粮食的掠夺办法多种多样，地区不同，方式也不同。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灌仓，二是征收，三是购买，四是抢劫。日军对根据地边沿地区的抢掠更频繁、更严重，不但抢现成粮食，而且每到夏秋收获季节即组织大批“抢割队”、“运输队”，并配备武器到田地里进行抢收。八年抗战期间，山西粮食损失异常惨重。据统计，仅中共太行区粮食损失就达31574861石，其中被日军抢走或烧毁者12174861石，被日军以各种名义强征者1940万石(14)。位于太行区第三专区的祁县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人口仅4万，日军在8年间抢走粮食3639万公斤，烧毁124万公斤，平均每人每年被掠夺100公斤(15)。
日军对粮食的“焚烧”和掠夺造成了当地严重的粮食危机，百姓生活日益贫苦，往往食不果腹，只能以糠和树皮度日，饿死人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例如，晋城县因之发生吃人肉和卖人肉的惨剧。县城南关出现以人肉冒充牛肉出卖的惨闻(16)。武乡8年间因缺粮病饿死者达15230人(17)。
2.日伪对粮食生产条件的破坏
我们知道，耕地、人力、农具、耕畜等是传统农业社会粮食生产的主要条件和资源。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使革命根据地粮食生产的基本条件遭到严重的破坏。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日军掠夺性破坏，根据地大片土地或被强征占用或被迫撂荒，农业生产遭遇严重危机。据《(中共)上党区八年抗日战争资材损失调查表(1946年)》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晋东南长治、襄垣、长子、屯留、黎城、潞城、壶关、平顺、高平、沁水、武乡、榆社、和顺等地修筑壕沟、封锁墙和碉堡等军事设施占用耕地113889.6亩，估计可产粮食1979032.41石，而其余土地则在战争影响下大幅减产，每亩平均减产0.31石，粮食每年少收222050509.6石(18)。由此可见，因日军破坏或强占土地而造成粮食减产的程度以及农村经济衰败的情景。
日军对根据地人力资源的大量征用，使得农业失去了必要的劳动力。山西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大量人力投入，而日军入侵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或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或被强征充当劳工，或在战场上作了炮灰。在掠夺根据地粮食资料的同时，日伪还大肆屠杀群众、抓丁，这使根据地劳动力急剧减少。在太行区，1940年百团大战前，3年多的时间里，仅太北区就被日军屠杀了6万多人，烧毁10多万间房屋。1940年11月以后，日军对根据地采取了毁灭性的“扫荡”，逢村烧村，见人杀人。据亲身经历者回忆，“1940年八月初六，日本侵略军在日酋‘三太君’率领下‘扫荡’山西寿阳县韩赠村。凡是在村里的都被烧毁了，丢下来的有百十来人。总共有四百来人，光烧就烧死三百六十人。绝户就绝了56户。村里没有人了，人都逃上走了，逃到豹庄、大段地、山郊、磨儿垴。村里不能待了，要什么没什么，人都死完了。”(19)出生于沁源县交口村的张成仁老人回忆道：“从1942年的10月，一直到1945年的3月这两年半时间，总共沁源被日伪杀害的人是12000多人，是杀人最厉害的地方。当时沁源只有8万人口，日本人对沁源烧杀抢掠，沁源的房子百分之九十五的都被烧光了，他们烧了的粮食就有120多万石。”(20)
再者，日军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征用和损坏制约了农业发展的水平。战时，日军将农民的生产工具亦作为重要的征用对象，大肆征取或掠夺。日军还在作战中肆意破坏农业生产工具。日军对生产工具的征用和破坏，致使农村农具短缺，农业资源枯竭，生产技术严重倒退。
总之，日军对粮食资源的大量掠夺及破坏，造成许多地区出现粮食危机，各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用品极度缺乏。当时根据地的受损情况从现存的资料中可见一斑。如1940年12月，日军“扫荡”辽县，仅路东六区就有262名民众被杀害，烧毁房屋19904间，烧毁粮食14820石，毁坏农具(仅两区)799件，损失牲口289头(21)。在襄垣县，自从日军入侵之后老百姓就过着苦不堪言、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例如，1943年粮食被日军全部抢走，加之灾荒遍地，百姓纷纷卖儿鬻女，走上妻离子散的逃亡之路。他们每日吃糠咽菜，有时甚至连这些东西都吃不上。土地荒芜，疾病流行，每日被死亡吞噬的人无以数计(22)。日军“九路围攻”襄垣时烧毁粮食3529石，掠夺粮食401石，苛捐粮食3504石，糟蹋粮食84石(23)。
3.自然灾害的频发
在日伪对根据地粮食进行摧毁和掠夺的同时，根据地还遭到不同程度的旱、蝗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群众抗灾能力薄弱，导致根据地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43年士敏、高平、晋城、沁阳、济源、王屋等地又遭蝗灾，蝗虫所过之地，几十亩甚至成百亩禾苗一扫而光。1948年太岳境内春荒严重，仅据晋城、阳城、高平、济源、沁水、浮山、平遥、介休、灵石9个县统计，受灾人数就有40万人，占9县总人口120万的33％(24)。
4.沦陷区灾民的大量涌入
战争期间，农民因缺乏农具、粮食、耕畜而无不鹄形鸠面，奄奄待毙，亦因之失去了最起码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地区稍遇灾荒便出现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的悲惨景象。1942年，山西又发生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灾，此次旱灾一直延续到1943年，灾情遍及全省各地区，太行、太岳地区受灾最重。而日伪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当地人民的苦难，仅中共太行区五六两专区的灾民就达30余万人。1944年，全省又发生蝗灾，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面积瘟疫的流行，加之日军在“扫荡”中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灾民人数持续增加，他们在灾荒中或丧生或背井离乡向外逃荒乞讨。连续两年的大灾荒，使太行区东、南两面国民党军驻扎区域的大批灾民，不断涌进根据地。1945年10月中共太岳区晋城、高平两县，逃亡和死亡人口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2，(其中死亡1/3、逃亡2/3)(25)。大量灾民的涌入，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太行、太岳根据地本已严重的粮食危机。
二、根据地应对粮食危机的举措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为解决粮食危机、推进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制订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
1.治标方面
一是减免灾区人民公粮征收。日军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使根据地粮食减产，引发了严重粮食危机，引起了群众的恐慌，中共对此非常重视，决定减免公粮征收数量，逐步减轻群众的粮食负担。通过减免公粮征收数量，使得民众粮食负担减轻。在太岳区和岳北区，根据地党和政府执行了减负政策。1942年，太岳区减免公粮4.1万石、公款287.7万元；岳北区减免公粮12万石、公款168.7万元。1943年9月，太岳行署在岳北减免公粮37.5万公斤，在岳南减轻公粮75万公斤、公款15万元(26)。该区屯粮数(征收公粮)为11.5万石(27)。
二是发放贷款和救济粮。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地政府一方面减免公粮征收数量，另一方面发放粮款赈济灾民，增拨粮食救济灾区。太行区在1942年拨出救济粮560万斤(当时每个灾民每天救济粮以新秤4两计算)，通过贸易由西部非灾区购粮调剂供应东部灾区(加变卖公粮)达4600万斤。银行贷放救灾款2000万元。太岳区1943年拨灾区救济粮和贷粮达60多万斤，调剂粮食326万斤(28)。
三是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除了减免公粮和发放赈济粮款之外，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根据上级指示，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较为适宜的粮食负担政策。合理负担办法，是根据地囤积军粮的主要征收制度，原是阎锡山政府提出来的，随后在根据地逐渐推广。太行、太岳区各县仿行第二战区阎锡山的《抗战时期村合理负担办法》，即按财产情况把村分为12等，户分为19等，按等定分，然后评议负担(29)。公粮是根据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1940年到1942年，根据地陆续修改了原来的负担办法。1940年12月19日，冀太联办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中规定，以小米2.5石为起征点，分级累进，负担不超过其总收入的30％。1942年9月21日，晋冀鲁豫边区颁布了《游击区、接敌区财粮累进负担暂行办法》，该条例规定征收公粮以人计算，以产为征收单位，以土地产量为基础，向财产所有人直接征税。免征点为平均每人全年收入2石谷(合270斤)，过免征点5石为一等，累进以每斗3毫计算，超过免征点20石为第7等，每斗以7厘6毫计算；30石以上不再累进(30)。
四是精兵简政。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根据地各种机构不断增加。机关臃肿的状况无疑加重了人民负担。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粮食困难，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根据地从军队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为了精确计算民力、物力，以确定根据地所能负担的脱产人员数量和支持抗战的能力，边区政府还发动各级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农村调查，并据此制定了合理的简政方案。在太行区，经过此次简政，边区的机构和脱产人员大大减少，仅太行区县以上工作人员即减少了18％，节省经费38％，节省粮食1000万公斤(31)。1942年比1941年减少公粮1170万公斤，1943年比1941年减征33％，1944年再次减征，比1941年减征了将近一半。同一时期，太岳区实行“精兵简政”后，至1942年9月，即节省经费200万元，节省粮食780万公斤，减少人民负担1/10(32)。
五是实行减租减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解决农民问题和改善人民生活，在1938年和1939年，根据地普遍宣传、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部分地区实行了“二五减租”、“分半减租”或“对半减租”、“一分减息”。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的生活条件初步改善，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抗战热情和革命积极性。通过减租减息，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根据太岳区冀氏秦壁第三小区的调查情况，1944年比1943年每人平均多打4.4斗，从各户来看：
六是扑灭蝗虫，补种作物，采集代食品。干旱的天气往往会导致蝗灾的爆发。根据地腹心地区的左权、涉县、黎城、偏城、潞城、平顺、武安、磁县、安阳、林县、沙河等地在1943年、1944年均遭灾严重(33)。1944年5月3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扑灭蝗蝻的紧急号召》，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打蝗运动，用烧、杀、打等方法予以扑灭，许多地方以区为单位，组织村与村联防，分街分队进行地区封锁、包围、歼灭，打破了村与村，区与区之间的界限。扑打的结果，据太行区10个县统计，打死蝗虫1825万斤、挖蝗卵蝗蝻11万斤。边区政府发放打蝗奖励粮和挖蝗卵兑换粮达1000万斤。终于把蝗虫基本消灭在太行山脚下，飞到晋东南的很少(34)。
此外，为最大程度减少灾害对粮食生产造成的损失，根据地还鼓励民众灾后及时抢种补种。以太行区为例，1943年大旱两个半月，7月28日才下雨，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组织抢种补种蔬菜和快熟作物，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争取10天，突击晚熟庄稼及蔬菜的抢种改种补种和多种，渡过灾荒。”(35)与此同时，根据地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大种晚秋作物，缩短灾期。1942年秋，太行区一小部分灾区降了偏雨，灾民补种秋菜，获得良好的效果。边区党和政府受这个经验启发，在1943年号召灾民，责成公营粮店，购储大量晚庄稼和秋菜种子，如荞麦、小糜、小黍、六十日苞谷和萝卜、蔓菁、小菜根等，当8月降雨后，立刻开展了大规模的补种、抢种，获得了丰收(36)。
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根据地党和政府还鼓励普通民众努力采集代食品。如1942年秋和1943年秋，粮荒发生后，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了采集野菜、准备代食品的运动。仅八路军前方总部每人平均采集野菜晒干的就有100多斤，边区政府机关1943年1个月即采集3万斤。至于灾民，没有一家不采集野菜，不准备代食品的。此外，还在根据地内推广吃野菜的方法，介绍治疗吃野菜中毒的药方(37)。
2.治本方面
一是以工代赈、安置灾民。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主要是组织灾民或外来灾民协助根据地政府运送粮食。太行区由于白晋线西侧地区产粮多于东线，导致粮食的价格东贵西贱、货币比价东高西低的特点。因此，组织灾民从西线购进粮食运往东线高价出售，通过运粮实现以工代赈进行自救。1942年10月太行区一、五、六专区为根据地自西向东运粮，在此地组织灾民参加了运输工作，灾民获得脚价。参加运输之灾民共赚711710斤小米脚价。开始时非灾民组成运输队(牲口多)，脚价每斗1元；后来规定灾民运输4次，牲口运输1次，让灾民获得更多利益。据太行区计算，通常1个劳动力每日运粮所得除吃用外，尚可剩余半斤至1斤小米。这次运粮可获运费折换小米2斤，再织成布又可得小米1斤(38)。
除了以工代赈以外，根据地党和政府还想方设法安置灾民，组织移垦。从历史上看，冀西、豫北地区一遇到灾荒，就向晋东南逃荒。1942年和1943年遭灾后，冀西特别是豫北灾民大量向太行、太岳两区山地逃荒。据太行区报告有25万人次，太岳区最多时每天两三万人。对逃荒灾民，除去极少数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给予安置外，绝大部分都发给路费，劝其回去，生产自救。据统计，太行、太岳两区安置移垦落户的灾民约3万余人(39)。对于那些无法在本地区参加生产自救活动者，组织他们投靠亲友进行移垦。
二是订立安家计划，厉行节约，开展灾民互济运动。生产救灾，不只是受灾的县、村要做计划，需救济的家庭都要做计划。安家计划内容包括：缺粮多少，野菜代替食品补充多少，从赈工生产中赚取粮款多少，最后请政府救济多少。在灾荒严重期间各部队、机关还普遍开展节约运动，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据1942年不完全统计，太行区节约1261700多斤小米，其中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直属单位节约了39980余斤(40)，地方干部每人节约4两小米(一斤为16两)，军队每人节约2两小米。太岳区部队在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春，共节约小米4595石，平均每人节约小米2斗2升多(41)。党政军机关干部、战士，工厂、学校、公营商店的职工，为了省出粮款救济灾民，除每人粮食定量减少4两外，有一段时期还减少了7两。部队机关人员津贴、菜金、甚至办公费，都由自己生产解决，不要公家发给(42)。为解决农民春耕中的困难，根据地党和政府还鼓励发扬友爱精神，开展灾区各阶层人民之间的互济互助，邻里之间、亲戚之间，有粮的接济无粮的，粮多的接济粮少的，务求不饿死人。据太行区不完全统计，互济小米达1540万斤(43)。
三是开展自救生产运动。根据地政府的赈济和以工代赈所用的财务数目是巨大的，卓有成效。但是解决粮荒，终究还是要靠群众的“自救生产”。这是根据地党和政府的粮政不同于历来统治者所谓“荒政”的基本点。为克服困难，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营”、“组织起来”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指导下，根据地开展了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自救生产运动。为了推动这一中心工作，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先后发出指示，阐明了群众性自救生产运动的深远意义，总结了经验，推出了样板，作出了部署。在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动员和组织下，太岳区的党政军民四位一体，齐心协力，掀起了生产渡荒、生产救灾、生产自给的热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1943年春，太岳区垦荒7500亩，开渠1500里，变10万亩旱地为水地，增产粮食3万石，很多部队、机关生活大大改善，自给率大大提高。长子县游击大队生产自给粮食11个月(44)。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太岳区9个县在1943年扩大耕地面积123492.87亩，增加粮食产量49397.148石(45)。
四是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根据地为防止荒地、开垦新荒地和熟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制订了具体政策。为提高农民开荒生产的积极性，根据地政府颁布了鼓励开荒的优待政策，把开荒地免负3年公粮延长到5年。由于政府积极鼓励，广大农民和部队、机关人员纷纷垦荒，开荒取得了巨大成就。1944年开荒成绩更大，仅太行区，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农民就开生荒252096亩、开熟荒96406亩，等于该区1939年至1942年开荒总数40万亩的87.13％。据《解放日报》报道：“太行群众在开荒方面，1月来形成普遍的高潮，男女互助组遍布山坡田野，即在下雨刮风的日子也不停工。很多老人说：‘有生以来没有见过像今年这样的开荒。’”(46)在太岳区，由于战争和灾荒，根据地许多地方出现了土地无人耕种，大量土地荒芜，尤其是遭受日伪烧杀过的地方，土地荒芜更为严重，致使农业生产衰落，粮食大减产。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号召人民群众，既要开垦生荒又要消灭熟荒，并作出了奖励开垦荒地的规定，如新开垦的生荒地所有权归开垦者所有，又规定几年内免除或少出负担。经过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垦荒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在1942年至1943年全区新开垦荒地15万亩的基础上，1944年全区又扩大耕地面积30万亩(包括开垦生荒、熟荒、垒土塄、平毁碉堡等新增的土地在内)，加上精耕细作共增产粮食140万石(47)。
五是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48)，是争取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这是根据地政府的一贯方针。太行区先后开凿了涉县漳南、黎城漳北大渠。漳北大渠全长22里90丈，用石工5万多，土工2.7万多，共用款28万元、小米14.4万斤，灌溉面积3463亩9分3厘，至少增加产量1/3(49)。太行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就。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3年中共修渠14条，全长120余里，浇地13209亩。修筑这些渠用了巨大的成本和人力。如涉县的王堡、黎城大寺和上遥3条大渠，成本是981075斤小米。所费人力：王堡渠102081个、上遥渠105146个、大寺渠288635个。但仅在这3个区，每年就可增产981075斤细粮。1944年太行区7个县共开渠54条，灌地9379.2亩，如以每亩平均增加1斗5升细粮计算，则可增产1400石细粮。据统计，太岳区在1942年秋后到1943年春播，共开渠1150里长，变旱田为水田1000顷，每亩增收粮食3斗，即增产万石(50)。
六是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优良品种。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技术落后，因此，要想提高生产力，增加粮食产量，单靠农民群众的热情是有一定限度的，必须从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着手(51)。因此，普遍提高耕作技术，增加面积产量，是增产的重要途径。推广良种，也可以显著增产。毛泽东指出：“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52)为此，根据地党和政府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耕种技术，增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如推广金皇后玉茭、169小麦等优良品种。据南委泉村72户统计，1943年金皇后玉茭播种272亩，可选种8.5万斤，1944年推广到3.5万亩地，每亩可产452斤。而据种土玉茭的12户统计，每亩仅产289斤，如此可见，推广优良品种后每亩可多打163斤，增加产量达56％。在推广169小麦上，1943年播种1211亩，根据几个区的试验结果，比一般小麦多打30％。此外，太行区还推广了温汤浸种的办法，据黎北1944年的统计，一区经过浸种的占播种面积的70％，二区占83％(53)。太岳区还通过农业试验农场推广金皇后玉米良种4.05万公斤，并且研究和推广了优良谷种、棉种、菜种。此外，太岳行署生产建设指导室发明了新式的犁耧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54)。
七是开展劳模运动。为表彰先进，交流经验，推动粮食生产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召开了盛大的生产展览会和劳动英雄大会，交流生产经验。增加生产力要依靠技术和劳动，当时根据地处在落后的农村，不能不多依靠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群众劳动积极性的提高(55)。在太行区，1944年11月21日至12月7日，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了全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同时举办战绩展览和生产展览。太行区书记李雪峰在讲话中总结了全区的大生产运动经验，要求英雄们在组织起来的运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走群众路线，学习民主作风，做出更大的贡献。太行区领导戎子和在讲话中要求，从建立革命公私家务(经营)，达到经济上自给自足出发，完成1945年太行区的生产计划。大会选出太行区劳动英雄39名。在太岳区，于1945年1月1日至23日，在士敏县郑庄召开全区英雄大会。大会选出全区劳动英雄52名，模范工作者13名(56)。根据地群英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1945年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太岳区，1945年上半年，全区扩大耕地面积11.5万亩，其中部队开荒3.1万亩，开凿大小渠111条，打水井48眼。根据地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粮食产量超过了战前粮食的最高产量，同时也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灾害，1941年太行区增产粮食30万石，太岳区增产粮食14万石。
3.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粮食是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掌握粮食斗争的主动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粮食斗争牵动着全局、影响着全局，决定着与敌斗争的成败。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57)。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认为：“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掌握住粮食是抗日根据地重要战略问题之一。”(58)对于粮食的重要性，彭德怀强调：“今天，谁有了粮食，就会胜利。”(59)
在开展对敌粮食斗争中，太行、太岳根据地采取了多种举措：
一是武装保卫粮食，开展政治攻势。1942年6月1日，戎胜武在《对敌粮食斗争的策略和办法》中要求：“在敌占区、游击区要反对灌仓，反对强征，打击、破坏日军的抢掠吸收的计划。一面应加强站岗放哨各种戒备，组织内外情报(在敌点线内建立情报工作)，随时侦察敌人的动向，严防日伪的突然包围，洗劫村庄，杀人放火，必要时某些较大的基点村庄，应实行平时分散，以防敌人的抄袭；一面仍应加紧武装活动，开展格子网内游击斗争，阻截、伏击敌人抢粮，将截夺下的粮食，奖励民夫，提高运费，抢运至根据地，算敌占区的交纳公粮。”(60)
针对敌人的抢粮计划，采取的斗争办法：一是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揭露敌人抢粮的阴谋诡计，向人民说明日本国内和日军占领的中国的大城市，粮食已经极度缺乏。抢粮灌仓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的粮食集中起来，运到日本和敌占大城市，向人民指出千万不能上当，要一致觉醒起来，抵抗日军这种阴狠毒辣的做法。二是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警告他们不要为日军效劳。告诉伪军、伪组织的人员说，日本快垮台了，你们应当赶快觉悟，给人民做点好事，留条后路，否则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这种宣传很起作用，特别是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失败以后，伪军、伪组织的人员开始动摇起来，对日军的抢粮计划，也就不积极执行了。三是在收打粮时，实行劳武结合。派出游击队和武装工作队，开展游击战，袭击敌人，使日军不敢离开据点，以掩护人民收割和打场，号召人民快收、快打、快藏。同时，动员敌占区的人民完成向抗日政府方交纳公粮的任务。四是乘夜晚敌人不敢出据点、碉堡的时机，组织人民把向抗日政府交纳的公粮运到根据地。通过上述经济斗争，不仅保卫了根据地人民的粮食、棉花，而且通过对敌贸易，以物易物换回一部分军民必需品，活泼了市场，稳定了物价(61)。
二是坚持空室清野。根据地政府针对日军的“扫荡”，及时提出空室清野的反“扫荡”策略。空室清野是对付日军“三光政策”的一种手段，主要是做到室内空，室外净(62)。在根据地的空室清野工作中，为了防止部分人员偷盗、损毁粮食情况的发生，1942年8月9日晋冀鲁豫边区专门颁布了《惩治盗毁空室清野财物补充办法》，规定：“(一)凡在战争期间，为饥寒所追，窃盗少数粮食、衣服，以救济其本人及家属者，除赔偿外，得科以100元以下的罚金。战后自首并自动赔偿原主损失者得免除其刑；(二)凡以窃盗为常业或屡犯、连续犯窃盗空室清野财物者，处死刑；(三)虽初次窃盗，但在战争时期并非为饥寒所迫，而乘机窃盗空室清野许多财物，借以发扫荡财者，处死刑；(四)组织他人窃盗空室清野财物者，处死刑。”(63)这样，根据地政权通过法律形式，有效遏制了偷盗、损毁粮食的现象，有力保障了空室清野物资的安全。
三是由严禁出口到粮食专卖。太行区西临白晋铁路，沿线是著名的粮食产区；东临平汉铁路，沿线地少人多，粮食不够，多仰给于外来之粮。在历史上，太行山的粮食就由西向东流动。抗战以来，日军在东部(平原)一带频频“扫荡”，使那里的农业受到严重摧残，以致东西两线粮价悬殊更加明显。面对这种情况，太行根据地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因势利导，掌握资源，为我所用，即组织力量从低价的西边购进粮食，一部分用于内部调剂，一部分向东边敌占区出口，既可换回边区军民急需的工业品，又可控制资源，防止日军掠夺。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是正确的。但在当时，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却缺乏斗争经验，只想到不能资敌这一点，因而一开始规定严禁粮食出口。这个办法就是禁止贩运粮食出口，这样截断了历史上粮食由西向东流的习惯渠道，使东部敌占区粮价更高，反而刺激了大量的粮食走私活动，不少粮食流到敌区(64)。后来根据地政府从实际情况出发，停止粮食出口禁令，因为单纯的禁止不利于根据地的对外贸易。粮食虽然属于战略物资，但它可以换回根据地无法生产的军需、药品及原材料，便允许粮食出口，实行税收制。当然完全放开粮食出口也不行，因此，太行区在1941年就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粮食专卖，改变了以往严禁粮食出口的限制。1941年9月，冀太联办发布了《关于特许生产贸易总局在林北专理经营粮食出口的命令》，其目的是破坏敌人征粮、抢粮计划，制止粮食走私资敌，保护根据地粮食资源，解决军民吃饭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出口，打破敌人的封锁，换回根据地的必需品(65)。
4.粮食制度建设
一是粮食仓储制度。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粮食储藏与管理工作，随着战争环境变化粮食储藏管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941年前粮食储存采取粮户“认缴自存”，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粮食仓储开始实行分级建立仓库，采取“集中领导、分散储存”的管理办法。按专区、县、行政村，分别设立专署粮库、县分库和村仓库，存粮较多的村还设有保管委员会和保管小组。专署粮库以保管粮草为主，另兼征收其他实物；县分库保管只限边区公粮、地方公粮。保管粮食的要求是：对入库粮食须见实物，逐级登帐；对出库粮食，县分库必须有政府拨粮证，村仓库必须有分粮库拨粮证方准动支。
随着形势发展，仓库保管制度逐步健全，日臻完善。在太行区根据地还颁发了《仓库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入库铺垫，防止潮湿；收粮检查，防止掺杂；存粮检查，勤于翻晒；捕鼠捉雀，防止损失；粮仓轮换，保持粮质。潞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筹集的军需民用粮多储于“地粮库”，分别存放在城关、马厂、高家庄、安阳、王村、南垂、翟店、羌城、微子镇、王都庄等10个支库。这些粮库有的利用庙宇、祠堂、窑洞，有的租借民房散存于农民家中。1945年8月，潞城解放后，为方便粮食储存和调拨，潞城县民主政府在全县交通便利的较大村镇，利用庙宇、教堂和民房，建立了22个存粮点。分设在王村、安阳、故漳、马厂、西白兔、高家庄、张庄、李村沟、南垂、微子镇、辛庄、成家川、石梁、黄碾、北庄、史回、王都庄、南关、北舍、贾村、翟店、郭村，总容量约1946万斤(66)。
二是救国公粮制度。抗战时期，一切军政人员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公粮供给，因此，公粮征收任务完成与否，对整个抗日战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1939年，在根据地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按照“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原则进行“囤积救国公粮”运动。“屯粮”一般由政府出面，一方面召集大量存粮的地主、富绅举行座谈，进行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向地主、富绅进行说理斗争，依靠和发动群众借粮囤积。经过动员，不少爱国开明士绅自动拿出粮食支援抗战。如沁县抗日民主政府分批召开地主、富农会，收集了几万石粮食。基本群众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力量，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67)。1941年某村民主动要求派缴公粮，还要政府“亲自开收条子”，并提出“不要把我们划在圈外边，我们也要为抗日尽点义务”(68)。据有关材料推算，太行区1941年的屯粮数约67.8万石米，1942年约为58.8万石米；太岳区屯粮数1941年约为31万石米，1942年约为11.2万石米。按照1941年晋东南340万人口计算，则1941年每人平均负担小米0.29石(约合78.3市斤)，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小米0.21石(约合56.7市斤)(69)。
1944年在太岳根据地粮食征收工作中，最初实行的是合理负担办法，原则是：“对土地少、收入少的户从低征收；对土地多、收入高的户负担从高征收；对土地很少的贫困农民，其收入低于免征点的则可以豁免征收。”(70)以后又制定和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征收粮食的办法，进一步体现了鼓励增产，合理征收粮食的要求。这些政策的实施，削弱了封建势力，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使公粮完成数量逐年增长，保证了战争发展的需要。太岳全区以1942年完成的公粮18万担为100％，1943年增长到129％，1946年增为424％，1947年降为309％，1948年降为274％。公粮征收数量的增减变化，也反映了根据地所辖区域的变动和人民负担由高到低的发展趋势(71)。
三是完善粮食供给标准。根据地在征收公粮的同时，逐步完善了粮食供给制度。以太岳区为例，1943年3月公布了粮食供给标准和供应制度，规定：1、前方战斗部队(包括各线游击大队在内)、公安队及军事工厂的工人，每人每日以1斤8两计；2、后方军事机关、区级之民政人员、税务缉私队、交通局之交通员，每人每日以1斤6两计；3、县级以上之民政工作人员每人每日以1斤4两计；出外下乡时则以1斤6两计。分别规定了各系统每日以1斤6两计算人数之最高比例(72)。
根据地时期，日伪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和封锁，加上根据地遭受旱、虫等自然灾害，使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地摧残，粮食生产总量下降，粮食供应出现困难，为解决这一危机，根据地政府有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根据休养生息的方针，减轻民众负担；加强粮食征收，保证根据地粮食供应；推广农业技术，增加粮食生产；安置移民，组织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兴修水利，增加粮食产量；开展安置计划，厉行节约，开展灾民互济运动。其次，在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减少非生产人员数量，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民众负担。再次，为保证粮食安全，把粮食工作和对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加强粮食斗争；开展粮食贸易，实行粮食调剂；健全粮食仓储制度等。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达到了最初的目的。应该说，粮食工作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粮食工作在保证根据地军需民食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安定了人心、巩固了社会秩序；改善了人民生活，培养了民众的民主观念；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净化了社会环境，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当然在粮食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和偏差，但这只是粮食工作中的瑕疵，也是不可避免的。
纵观太行、太岳根据地应对粮食危机的举措，以下几点值得思考：首先，根据地政府在粮食工作中，突破了单靠国家救济的传统模式，政府在解决粮食危机过程中发挥了政府的引导作用，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要渡过粮荒，更重要的是政府在“自力更生”的救灾理念下，充分地动员广大民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从而避免民众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传统思想。其次，根据地政府在应对粮食危机的过程中，注重与政治宣传相结合，鼓励和组织广大群众积极缴纳公粮。通过对民众政治宣传，打通其思想顾虑，使其支持与拥护根据地政权，积极、踊跃、自愿地缴纳公粮，使得公粮征收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保证了根据地部队的后勤供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经验对今天的粮食生产工作和社会救济工作无疑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注释：
①如《河南粮食志》编辑组编：《河南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辑》上、下卷，1984年7月；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史编写组等：《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资料选编》(初稿)；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上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等。
②如武昌祺：《山西粮食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侯欣珪主编：《山西粮食四十年》，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③如黄存林：《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粮食斗争》，《历史与现实论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魏一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斗争》，《河南省地方志征文资料选》，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版；左志远：《抗战时期太行区的粮食斗争》，《财经研究资料》1985年专辑增刊；魏宏运：《晋冀鲁豫的商业贸易》，《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苑书耸：《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斗争》，《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毛锡学：《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对敌经济斗争》，《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等。
④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编：《山西通志·粮食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页。
⑤武昌祺主编：《山西粮食史话》，第4页。
⑥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民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⑦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第650页。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⑨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编：《山西经济资料》第4分册，1963年内部印，第406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华纪实(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11)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编：《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6页。
(12)(16)张全盛、魏卞梅编著：《日本侵晋纪实》，第226、235，230页。
(13)岳谦厚：《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的调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14)《太行区抗战八年来所受损失统计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卷宗号：A128-2-8。
(15)许瑞凤等：《论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粮食斗争》，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抗日战争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17)《武乡县八年来战争中群众损失统计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卷宗号：A128-4-26。
(18)《上党区八年抗日战争资材损失调查表》，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卷宗号：A-128-4-7。
(19)张成德、孙丽萍主编：《山西抗战口述史》(一)，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20)张成德、孙丽萍主编：《山西抗战口述史》(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21)《辽县区损失初步统计》，《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12月11日。
(22)(23)《襄垣县政府关于抗日战争八年血债的统计》，山西省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卷宗号：A128-4-37。
(24)太岳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编委会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25)李玉文编著：《山西近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455页。
(26)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等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28)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4辑，第84页。
(29)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上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30)樊吉厚、李茂盛：《华北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31)军事科学研究院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32)张国祥：《山西抗战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33)(38)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243页。
(34)(36)(37)(39)(42)(43)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4辑，第85、84、84、85、85、85页。
(35)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财政经济建设》上卷，第256页。
(40)郝平：《论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1)《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44)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根据地经济建设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45)《太岳区1943年春耕生产工作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46)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47)太岳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编委会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第7页。
(4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49)《太行区1942、1943两年的救灾总结》，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卷宗号：576-1-33-25。
(50)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95页。
(51)陈廷煊：《抗日根据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52)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1980年印，第516页。
(53)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68页。
(54)(56)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编：《山西革命老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280页。
(55)《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3-756页。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4页。
(58)丁晓山：《鬼子进村——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59)《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60)苑书耸：《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斗争》，《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1)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4辑，第99页。
(62)肖江河：《砖壁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63)武延平、刘根菊：《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参考资料·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汇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64)刘庆礼：《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斗争》，《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65)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66)潞城市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潞城市粮食志》，第132-133页。
(67)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68)《对敌粮食斗争的策略和办法》，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卷宗号：A198-2-107。
(69)陈廷煊：《抗日根据地史》，第252页。
(70)(72)侯欣珪、张文斌：《山西革命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粮油市场报》2004年3月2日。
(71)太岳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编委会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