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史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计量史学的概念、内涵虽然有不同的阐释和实际运用，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1]80年代以后，此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计量化除了在传统的战时经济、财政、金融等领域广为运用外，在我们以往习惯“定性”的方面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对抗日战争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抗日战争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在抗战结束时就已经开始。[2]早期的研究非常注重“定性”，在抗日战争史的著述中，通常多用一些较为模糊的诸如“起了决定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中流砥柱”、“不可估量”、“无以计数”等语汇。其实这些概念或多或少还是隐含着计量或统计的内涵，只不过由于史学工作者出于具体考证的困难或者缺乏计量的观念，使本来可以进行定量判断的概念变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简单定性。事实上，作为一场举全民族之力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从一次具体战斗到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从敌我双方的基本力量、战争的投入到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等等其实都是可以也是应当计量化的。
    近30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计量化的研究随处可见，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重要领域：第一，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敌的不同战绩和贡献；第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第三，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3]
 
一、两个战场的计量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逐步趋向理性与客观，即一方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的立场，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以及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用，这种理性回归的过程，往往是通过计量化的研究得以实现的。
    早期的抗日战争史基本上被纳入中共党史的叙事框架，因此在讲到抗战的贡献时，虽然也有一些计量化的表达，但仅仅关注到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和抗日战绩，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出版的一些著作是这样表述的：“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扩大，建起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十九个解放区，拥有人口一亿二千余万，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人民战争路线的结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敌大小战斗十二万五千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一百零一万余名，俘获日伪军五十一万九千余名，投诚反正日伪军十八万四千名，总共日伪军损失兵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名。”[5]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国抗战的一个战场，根本看不到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的客观事实。
    差不多也正是从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在基本肯定上述观点的同时，通过计量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正面的评价，如王振德就认为，由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国民党始终留在了统一战线内，22次会战，主要战斗1117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0%以上。[6]这一时期，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缓和，战后国民党方面出版的著作如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蒋纬国《抗日御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以及国民党军政要人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报告中所列的国民党军方统计资料，也被学术界广为引用，这样，对于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肯定差不多成了学界的共识。
    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化的分析，对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江于夫认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南昌会战等9次大规模战役，占国民党22次会战的41%，甚至有过一些攻势作战，难能可贵。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有大的战斗496次，占整个抗战时期战斗的44%，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时期伤亡人数的43%。[7]作者通过这些数据得出了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仍积极抗日的观点。
    在对正面战场战绩给予肯定的基础上，也有学者看到了这种简单的计量所带来的问题。魏宏运认为：“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陷的危险，那么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8]张廷贵则具体分析了两个战场的歼敌总数，认为日本在侵华八年中（不包括东北），死伤官兵133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几乎百分之百。国民党军队歼灭日军80万，占60%，基本上没有伪军。从歼灭日军的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为五六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17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为440万人），中共军队歼灭日伪数则多于国民党的两倍。他认为这些数据进一步显示了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9]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虽然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分，但它毕竟是一场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因此也有些著作更关注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军事科学院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全国开始的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10]中国官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候，也明确地做出了如下的定性表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11]
    由此可见，关于两个战场的战绩问题，从最早的只计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日战绩，到兼计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的战绩，进而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绩合成一个中国抗战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贡献的计量问题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过多地强调了苏联对击败日本的作用，如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12]此外也有“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的说法。毛泽东的上述看法在早期的抗战史研究中也得到了响应，如李新在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认为：“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苏联的出兵，使日本丧失负隅顽抗的可能，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3]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进行了计量化的研究，发表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少被官方所采信。[14]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官方的表述是：“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迫使日军放弃北上计划，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作战。中国人民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5]
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提出了颇有挑战性的观点。2004年，互联网上有一位托名张忠义的作者发表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的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16]该文的基本观点是，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我们是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才得出70%这一比例的。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和残废伤员195万人[17]，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的22%。而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二战时日军死亡总数的64%。第二，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的说法站不住脚，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时期，另一方面是混肴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日本陆军二战时期的四大战略集团分别为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是“中国派遣军”。因此，我方所称敌后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60%，只是计算了日军中的“中国派遣军”力量。此外从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情况来看，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所占比例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上述观点虽然有不少偏颇之处，但它毕竟也提供了一个计量问题的新视野，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事实上，这种观点在日本是很有市场的。从日本学界对于战争的时期划分来看，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把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41年11月称作“中国事变”，把1941年到1945年称太平洋战争，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实际上是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刚战败的时候日本国民中的这种认识就很普遍，如1945年12月，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对住在北京的385名日本人实施的调查中，87%的人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18]
    除了上述争论，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14年的说法，其实也是旨在说明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巨大贡献。当然，研究时段的向前延伸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过去我们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中，将1931—1937年的历史纳入“国内革命战争”中加以叙述，虽然也会提到这一时间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一面，但其重心是强调了国共之间的内战，随着抗日战争时段的向前延伸，我们很自然地就将1931年以来国共从内战走向合作纳入了抗日战争的研究视野。
 
三、中国抗战损失的计量化问题
    在各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计量化问题中，中国抗战损失是最受关注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抗战的人口伤亡与日军的各种暴行；第二，中国抗战的财产损失以及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一）关于中国抗战人口伤亡总数与日军各类暴行的的计量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就开展了有关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统计，战后的1947年5月，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正式列举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各项损失，这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在抗战时期所蒙受的损失以官方名义发表的唯一一次统计数据。根据该报告，中国军民人口伤亡总数为1278万人。[19]
学界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公布的上述统计结果不够全面，因此，关于中国军民伤亡人数的问题一直存在众多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数字多数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和调查基础之上，只能看作是一般性的估计。
    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军事科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认为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数为2000万人。[20]刘大年则认为中国军民的死亡数为2000余万人。[21]胡绳认为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计2100万人以上。[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认为八年间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内）达2100万人。[23]王桧林认为中国军队伤亡为380万人，民众伤亡1800余万人（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达2100万人。[24]何理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3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共计2130万人[25]。罗焕章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人民死伤1800万人，共计2180万人。[26]李新认为中国军队伤亡40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以上，共计2200万人。[27]刘庭华在《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中提供的数据是：国民政府军伤亡320万人，中共武装部队中伤亡58万人，民众伤亡1874万人，共计损失人口2250余万人。[28]
    台湾学者关于中国战争伤亡数目多引用何应钦的说法，即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人伤亡（陆、空军）320余万人，人民直接、间接死伤者2000万以上。[29]
    上述关于中国军民伤亡总数的说法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处于2000万到2200万的区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军事科学院部分学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做出了新的估计，其结论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30]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此说法被广为采纳和引用。[31]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该项数据的完整研究成果，因此不少海内外学者颇为困惑，台湾学者迟景德认为：“本人绝非要否定这些统计数字，但以两岸相隔阂，事有不通，诚不知其统计数字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据资料透过研究作合理的推估？”[32]
    正因为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的说法也并不完全是实证的研究结果，因此对于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继续成为90年代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热点。[33]袁成毅以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为基础，再增加了中共解放区的损失数据，另外将所能掌握到的一些其他伤亡数据作了相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最低限度的伤亡人数为2228万余人。[34]米红利用80年代以后所获得一些回顾性调查资料及被海内外所公认的1935年人口统计资料，用人口学方法估计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35]
    卞修跃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的成果中对中国战时的损失也进行了新的考察。其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据各省战后调查统计结果，初步开列出各省区的直接人口损失数，对没有寻到战后调查统计结果的部分省市区，则根据地理相连、战情相类的原则，各选具体的参照省区为基数，以统一方法估算，分别求出这些省区抗战人口损失的估算数字。此外对劳工、东北地区、伪军及兵役壮丁等方面的战时人口损失也都进行了分别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人口包括死亡、受伤、失踪等在内的各项损失数最低限度为4500万人，估计中国战时的人口损失可能超过5000万人。[36]
    透过上述各种估计，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抗战伤亡人口总数有一个从2000多万到5000多万的区间，由此可见要得出一个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的结论的确是极其困难的，要推进此项工作，一方面有赖进行全面细致的史料整理和调研[37]，另一方面对日军暴行和中国军民伤亡作分类的计量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对平民的施暴形式五花八门[38]，其中，广受关注的有日军对中国平民的集体大屠杀、细菌战与化学战、掳掠劳工、性暴力（包括慰安妇）等[39]。差不多每一种暴行都涉及到了计量的问题。
    在侵华日军对平民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的说法最有争议。此数字主要来源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的调查，特别是后者通过列举部分集体屠杀案，得出的结论为屠杀人数19万余人；零散屠杀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15万余具。[40]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就以《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为标题作了报道。但战后60年来，围绕大屠杀30万的说法，学界一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论，中国学者多数坚持这一说法，如孙宅巍经过考证，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中，经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8.5万余具,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3.6万余具,伪政权出面雇工收尸7400余具,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15万具。以上述数字再扣除收埋统计中可能交叉的数字,以及约1万名在战场阵亡的军人数,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确有30万人以上。[41]
    日本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有着相当悬殊的看法，多数并不认同30万这一说法。杨大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的根本原因，认为：“对一部分日本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典型的中国式夸张，中国人制造的神话，是一种宣传，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可是对于另一方压倒性多数中国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后军事法庭下达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的历史判决。一部分日本人曾试图全盘否定战后联合国军方面进行的军事审判。为表示反对，中国再次确认了守护这个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的数字的意义。”[42]
    有关日军细菌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其统计数据大多来源于实地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估计。最近十多年里，有不少学者以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对浙江、湖南、江西、云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很多新资料，刘庭华根据各地调查材料，得出的结论是：日军在中国20个省区使用过细菌武器，染疫、死亡人数约120万人。[43]尹集钧也是根据各地的调查结果,认为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预计会达到200万人。[44]。
    对于日军实施毒气战、化学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也有学者作了初步估计。步平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了2000—3000 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45]
    关于日军掠夺、役使和迫害劳工的问题，陈景彦主要考察了被掳掠到日本的劳工情况，认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38.9万人,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4.1—4.2万名之间。除乘船途中和登陆后至日本企业之前死亡812人外,在日本企业中死亡5999人,再加上送还时死亡19人,总计死亡6830人。[46]居之芬认为1935年至1945年8月日方共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约为1500余万人(包括在东北使用1000余万人,在华北使用约360万人,在华中、华南输出使用150万人,在蒙疆使用40万人,在日本使用近4万人,朝鲜使用近0.2万人等)。[47]吴天威认为,日本从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3700万人，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48]
    慰安妇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涉足该领域较早的是苏智良，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日军每侵入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49]
    侵华日军的暴行当然远不止如上所述的几种类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侵华日军在华各种暴行作分类的计量研究，是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考察中国抗战军民伤亡的整体情况。
    （二）日本侵华战争所致中国财产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总数多采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几种数据，主要有四种说法：第一，350亿美元说[50]；第二，584亿美元说[51]；第三，559亿美元说[52]；第四，620亿美元说[53]。这些不同的说法在各种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财产损失研究中往往因作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转述或不同的发挥。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有了一些新的估算，其中关于直接财产损失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调查与统计结果，而对于中国抗战的间接损失数则与国民政府战后的调查与统计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如1985年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为，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亿美元）。[54]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八年抗战中，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5]目前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该书所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失情况是：中国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6]此说在学界内外被广为引用，似乎被视为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定论，中国官方也持此观点：“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成为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57]
    由于上述数据同样没有相关调研成果的公开发表，因此也常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不过由于财产损失涉及到很多计量方面的困难，很少有学者就全国性的财产损失加以系统的计量研究。[58]但随着相关研究的开展，抗战史学界除了关注简单的财产损失问题外，也开始把日本的侵华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所谓现代化的范式，实际上就是研讨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由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虽然经历的内战和外战不断，但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在持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和战争的规模上没有哪次战争可与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的抗日战争相比。[59]因此，探讨这场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富有挑战、并极有价值的论题。
    90年代早期，台湾的郑竹园基于对战前中国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并参照国外学者有关中国战前GDP的发展速度，概括了中国抗战损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60]郑文的力足点主要是从日本侵略造成中国损失的角度来谈这场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的，理论前提是战前的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然会加快半个世纪。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也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侵华战争“把近三十年来的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61]
    上述几种观点是基于对战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情况而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延误20年也好还是半个世纪也好，其实都只是一个概数，它所说明的问题是，没有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肯定会有大的进步。
 
四、计量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纵观过去30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计量化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的确使研究工作更趋科学，不过也要看到，在计量化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史料的选择和处理问题。计量化本身并不能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可能。任何计量的方法，都是运用计量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计量化对史料的取舍就更为明显。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有大量的史料留存下来，但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很多史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比如战绩的问题，交战的各方在当时出于宣传的需要和鼓舞自己队伍士气的需要，总是尽可能地夸大自己的战绩，很多数据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把战争期间国共双方战报中所列的战绩加在一起，会得出非常惊人的日军伤亡数，与日军的实际伤亡会存在很大的距离，当然日军的战报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此，选取史料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对新近调查所获的口述资料也同样有一个如何处理的问题。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少非专业人士在各地搞了大量的调查，特别是如细菌战，在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均有为应对对日诉讼而进行的口述访谈，这些材料一方面的确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细致的考订，据此做出的死亡总数的估计就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如据《侵华日军云南细菌战罪行的调查研究》，1942年5月，日军对云南保山、昆明等地实施细菌战攻击，仅保山县就死亡6万人、滇西数十县死亡达10万人，共计16余万人。[62]事实上，滇西系山区，人口的聚集密度很低，细菌战死亡率如此之高是令人生疑的。又如有的材料讲到1942年春日军在山西五寨县城搜集大量老鼠，进行鼠疫实验，城内居民染疫死亡者1500人。[63]实际上五寨县作为晋西北一个小县，县城的人口非常少，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也可以判断出死亡如此多是难以置信的。
    其次，计量化的研究必须将计量的对象尽可能做到概念清晰。比如，我们往往是将“敌”和“伪”、“伤”和“亡”并提，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严格界定的，如果模糊地用“敌伪”和“伤亡”就缺乏了科学性。又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于“南京城区与南京周边”、“平民”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至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伤亡人口和财产损失有待厘清的概念就更多了，如人口伤亡是否应当包括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所导致的民众因疾病、饥饿等因素的死亡，财产的间接损失到底如何计量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
    再次，对于计量化的方法也不能过于迷信，要防止出现“数字教条”。我们承认计量的方法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的分析作为基础，有时候定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计量化的研究才会被赋予意义。
    最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计量化，也要尽可能防止一些情绪化的宣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沉重的集体记忆，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尽可能少受情绪的支配，当下中国各类抗日战争损失数似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作为史学，还是要注重严谨和科学，诚如孙宅巍针对南京大屠杀所谈到的看法，即不要陷入研究的三个误区，那就是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64]实际上其他的计量问题也是一个道理，科学性不强的计量只会产生副面的影响，它也常常会被日本一些右翼学者拿来作为中国实施“反日教育”或“仇日教育”的口实。[65]

[1] （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2]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史考察，可参看荣维木《抗日战争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曾景忠《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伟大的胜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同心出版社1995年版。
[3] 由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涉及的计量问题非常多，本文难以逐项加以评析和说明，也难以就每个数字的真实性进行科学的论证，仅就提到的三个方面也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史计量化的三个重要方面作一些宏观性的疏理，以期对计量化的现况和存在问题加以剖析。
[4]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
[5] 萧超然、沙健孙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简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6] 王振德：《中国抗日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第50页。
[7] 江于夫：《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第103页。
[8] 魏宏运：《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1991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9] 张廷贵：《从若干材料看我军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军事历史》1985年第4期，第20页。
[1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
[11]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5年9月4日《人民日报》。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页。
[13] 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3页。
[14] 相关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齐世荣《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王振德《中国抗日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罗焕章《中国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贡献》，《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等。
[15]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95年9月4日《人民日报》。
[16] bbs.tiexue.net/post2_1320465_1.html
[17]根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的记载，日本投降之际，在中国的陆军有1049700人，海军有63755人，合计1113455人。二战时期日本军民的伤亡数为：陆军死亡与失踪1439101人，残废85620人，共计1524721人；海军死亡与失踪419710人，残废8895人，共计428605人，以上各项合计为195万人。参见（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军事译粹社1978年版，第392页。
[18] （日）吉田裕著，刘建平译：《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19] 迟景德：《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273—274页。
[2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页。
[21]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22] 刘大年：《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日战争研究》增刊《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集》，《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1995年编印，第88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6页。
[24]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伟大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同心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25] 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26] 罗焕章：《中国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贡献》，《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页。
[27]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28] 刘庭华编：《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页。
[29]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403页。
[3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625页。
[31]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95年9月4日《人民日报》。
[32] 迟景德：《从抗战损失调查到日本战败赔偿》（“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995年，于台北）。
[33]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孟国祥、张庆军《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孟国祥、喻德文《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袁成毅《抗战时期中国最低限度伤亡人数考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 第4期；郭希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损失调查及赔偿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 第5期；章伯锋《加强对侵华日军暴行问题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姜涛、卞修跃：《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16日。
[34] 袁成毅：《抗战时期中国最低限度的人口伤亡》，《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34页。
[35] 荣维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载“战争遗留问题和中日关系”座谈会专集《抗日战争史通讯特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2003年编印，第74页。
[36] 姜涛、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之初步估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8月刊印，第572—581页。
[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2006年开始组织全国各省市的党史部门开展中国抗战损失调研，调研结果正在形成。
[38] 90年代初，由河北省政协文史委牵头，协同26个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历时三年半时间，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著之旨虽然并非求得各种暴行受害者的总体数量，但它收录了侵华日军2272条暴行，差不多每一条暴行都有伤亡的数据。
[39]相关研究的具体综述参见郭德宏等《近10年关于日军侵华罪行和遗留问题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40] 《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号五九三870。
[41] 孙宅巍：《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440页。
[42] 杨大庆：《南京残暴行为——建设性的对话是否可能》，《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3页。
[43] 刘庭华：《侵华日军化学细菌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述略》，《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
[44]扈良：《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举行第四届学术年会》，《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第231 页。
[45] 步平：《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第46页。
[46] 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27页。
[47] 居之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第168页。
[48] 吴天威：《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迫害致死中国劳工近千万(之一)》，《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1期，第121页。
[49] 苏智良：《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4 页。
[50] 《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原文未署年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4页。
[5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四），第32—34页。
[52] 《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194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232页。
[53]参见吴半农：《中国驻日代表团劫物归还与赔偿工作综述》绪言部分（所署时间为1949年8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续编》（710），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
[54] 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7页。
[55] 《中国的人权状况》， 1991年11月2日《光明日报》。
[5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25页。
[57]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9月4日《人民日报》。
[58] 有关情况可参见袁成毅《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59] 此处仍沿用八年抗战之说，因1931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虽有日本的局部侵略，但未形成两国全面战争的态势。
[60] 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6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7页。忻平所著《灾难与转折：1937》（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报告》等著作也多次引用此观点。
[6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68页。转自刘庭华《侵华日军化学细菌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述略》，“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
[63]刘庭华：《侵华日军化学细菌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述略》，《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
[64] 孙宅巍：《南京大屠杀》，第9—10页。
[65] 樱井良子：《日中战争死伤3500万、南京大屠杀30万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编：《识破历史的谎言》，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