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山西省作为研究案例，尝试对“地域文化”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上山西境内“河东”、“上党”、“雁北”等区域的长期外向型发展态势，使得迟至清中期以后，通过省级政区的长期确立和晋商的地域性转变，在行政层级和经济网络的双重规整下，山西才最终形成以太原为中心都会、晋中为核心区，包含晋南、晋东南、晋北各文化亚区的地域文化概念。
地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一来文化和地理的结合打破了以往文化史线性研究的单调，二来受到振兴地方经济的热情推动。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本文尝试借用施坚雅对“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①，以山西省作为研究案例，探讨是否存在一个外人所能感知的“山西文化”的范畴，如果存在是如何形成的，并且它的体系结构是怎样的。
山西号称“表里山河”，东则太行为之屏障，西则大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句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天然完固的地理形势给人的错觉，似乎不需要考虑山西文化是否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历史上山西境内自然形成的区域在明清以前却完全呈外向型的发展态势。兹简述如下：
“上党”相当于晋东南(长治、晋城盆地)。战国时代在“争于市朝”的政治策略下，这里是山西腹里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交通直道，三晋在此均拥有行政建置。秦汉一统，设上党郡。直至隋唐，始以长治盆地和晋城盆地为中心农作区，分立泽、潞两郡。上党地形封闭，但中古前期与中原(准确地说是河内)联系密切。唐时名相李德裕曾说：“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②以宋代理学为例，上党学者受河南之学影响尤重，特别是程明道(颢)先生任晋城令三年，泽濡更深。元许有壬《至正集》卷37称赞道：“厥后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邻邑渐被，学校大兴，金源百年，平阳士遂甲诸道而泽又甲平阳，先生之泽至矣。”《宋元学案》及《增补宋元学案》载有晋籍学者102人，上党出28位，仅次于河东，居第二位；而两书中记载上党与河洛学术的渊源关系在在可见③。
“河东”相当于晋南(临汾、运城盆地)。春秋时晋国领土，与秦国的“河西”相对。《史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在长安、洛阳时代，河东均被视为“股肱郡”。北朝东西魏争夺战中，河东并没有依顺占据并州大部的高齐政权，而是倒向了盘踞关中的宇文泰集团。毛汉光认为，河东大士族裴氏、柳氏、薛氏等“其人物与关中政权长期结合，所以时人将此三大士族归类于关中郡姓之中”④。另外，河东方言亦与山西大部之晋语有别，从属于关、洛代表的中原官话。河东的文化面貌、生活习俗与关中更为接近，除了长安在中古前期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较长，更主要和交通、地形有关。从河东循汾水接涑水河谷而下，至蒲津渡河，即进入渭水盆地，沿途一马平川，双方地形紧密相连。
“雁北”相当于晋北(雁门关以北)。“雁北”名称的出现相当晚近⑤，但它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概念应该说早已形成。首先因为它的区域界线就是农牧自然分界线；其次，这一区域的巩固与历代边防有关，特别是明代号称“天子守边”，它的地域范围因大同边关和山西内三关的设置确定下来。雁北区域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军事状态紧密相关。清朝实行满蒙联姻政策，将兵用于西北回部，雁北不再是军事对垒区，康熙经过大同府，感慨道：“自昔军旅之所屯戍，商贾之所往来，虽厥壤寒瘠，俗实佻靡。明武宗托言巡边，每来游幸，留辙数月，为后人所讥……此行不辞劳瘁，亲冒霜雪，期欲平靖沙漠，又非南巡可比。”⑥一盛一衰，对比鲜明。明代雁北地区在行政地理上属于大同府，在兵要地理上则属于山西行都司，与塞外的今内蒙部分地区划为一军事管理区。建国后雁北也一度划归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市)。这些都体现了历史上雁北与边塞一体的特性。
上党与河内一体、河东与关中一体、雁北与边塞一体的外向型区域发展格局，是与历史上山西常在京师左右的政治地理特点紧密相关的，致使其区域生成并没有像山西平行四边形规整模型所示意的那样由中心向四周辐射，相反，导致了晋中核心区的不明确状态。但是太原中心都会的地位始终如一。山西境内历代高层政区的治所基本都在太原，它还曾经成为一些割据政权的中心。应该说，太原的定位正符合区域中心处于该地区几何中心的理想政治地理模式，不仅到山西境内河东、上党、雁北各区域道里均衡、左右逢源，也是南北两大干途的交合点。但太原并不是先为晋中的中心，再为山西的中心，这一点和长安对于陕西的意义还有所不同。秦汉的择都，首先是重视关中作为“天下之陆海”的优势，再择关中之中，这样长安即使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它仍然可以依托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优越条件，以经济、文化、政治地位的绝对优势取得对全省的控制权。太原作为中心城市的特点为政治性、军事性。
正由于太原并不是在核心区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该区域的内向制约力尚无法克服外向牵引力，所以明清以前并不存在所谓一致的山西文化。
施坚雅在论述中华帝国空间结构中中心地和相关的地方体系时说，“一个是因帝国官僚政治为实施地方行政而建立，并加以调整的；另一个起初是因经济活动的需要而成型的。前者反映了中国的官僚结构，因为这是个官僚的国家，是个衙门的世界……后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结构，因为中国也是个集市与贸易体系”。⑦正是他所提到的行政层级和经济网络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山西区域整合和大地域文化概念的成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一方面，明清以后省级政区的长期确立⑧，使山西地域发展的内向制约力开始逐渐超越外向牵引力；另一方面，晋商在区域整合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省”作为一级政区，经过元明清三朝的巩固，不仅是一种行政规范，业已成为一定地域的文化规范，使全省社会文化心理日益趋同。像背离性最强的河东，自元代开始，该区的中心移向临汾盆地，体现了由省会自北控南的趋势。《明太祖实录》卷98记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道里迂远，凡有文移经月不报，乞以二州隶山西行省为便。廷议以蒲州近陕，宜隶西安府，解州宜隶山西。上曰蒲州在河北，去西安亦远，岂宜！遽改不许”。有明一代，屡次有人建言河东别置，“皆为户部所格”。⑨康熙十八年九月以关中缺粮，本欲山西就近可比，后又改为由汉中调拨，圣祖谕旨说：“且汉兴虽险阻，乃陕西内地，非隔省百姓转输可比。”⑩“隔省”两字，传神地体现了高层政区在政令传达、经济活动、文化取向诸方面所产生的内向制约性。与此同时，太原作为长期稳定的行政治所，不仅建立了以它为中心的行政层级事务处理模式，同时必然能够更有效地集合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从而维持它在系统内的优势地位。明代王敬所上《山西灾荒疏》曰：“山西系京师右掖……宣大，京师之门户，四方之极也，而山西尽供宣大，是山西独勤于天下……宣大之粮，虽派一省而运本色者皆在太原。”(11)行政力量下，省会对该区域社会群体的心理趋向，也具有相当强的规范作用。
同时，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阶层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明代的晋南解盐与北部边关的经济交往，到清代南北大宗货物贸易陆路交通的纵贯山西，晋商走遍天下，根本则不离山西。以往对晋商的研究，较少关注与山西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其实晋商参与政府采购行为，与官府紧密结合，已使其活动具有超经济意义；而明清晋商地域性的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地域性经济网络的重建，更具有区域整合的强烈意味。
晋商在全国崭露头角，得益于贯穿整个明代的北边用兵以及政府将北部军粮与两淮盐运联系的政策。《明史·食货志》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从之。”开中范围迅速扩及九边重镇，而全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盐运司，如两淮、两浙、河东、长芦、四川等都参与其中。盐商逐渐分化为边商、内商两类。庞尚鹏《清理盐法疏》说：“国初，原无边商、内商名色。自边商难于守支，故卖引于内商，内商难于报中，故买引于边商。一专报中，一专守支。”(12)边商熟悉边关情况，但于淮浙盐行销区就不及南商得心应手，双方各取所长，反而配合默契。在长芦，因其开中仓地均在西北，山西商人有很大势力。雍正《长芦盐法志》卷2《沿革》载明初长芦商纲时说：“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商纲之名始此。”可见山西盐商集中于北部大同及南部河东、上党之地，河东尤为发达。“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13)，闭关时代只有参与政府采购行为才能稳定地获取高额利润。但是，明中叶以后，盐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晋商的地域性也随之发生变化。
明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开中之格废而折色之例举”，即令商人折粮为银，纳银运司解京，再分给各边。(14)此举予河东商人以沉重打击。至嘉靖时，不仅“塞上无南商之迹矣”，即“今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15)留在河东盐区的盐商，因其行销盐区远不能与淮浙相比，故清初顺治年间“河东商人穷苦，远不及淮浙富商之什一”。(16)远离乡梓、寓居淮浙的晋商因无法与当地商人竞争，逐渐丧失对盐业的控制权。以盐业起家的河东、泽潞商人逐渐衰落的同时，迫使山西商人扩大经营范围和经营种类，寻找新的生机。在这个过程中，晋中太原、汾州两府商人异军突起，成为晋商新的代表。
太原、汾州两府的商人无法与处于池盐产区的河东及行销区的泽潞商人竞争，故而世居边关，专门从事边境贸易。顺治《云中郡志》卷2曰：“商贾俱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像介休范氏“贾于边城，以信义著，世祖闻之，召至京师，授以官，力辞，因命主贸易事，赠产张家口……”(17)当时张家口是蒙古地区与中原贸易的主要场所，逐渐兴起以范氏为首的八大晋商。有清一代，极为重视满蒙的友好关系，经济上也予蒙古以多方支援，这样晋商抓住历史契机，逐渐垄断了对长城以北蒙古地区以至俄罗斯的贸易，形成几条长途贩运的商路，著名的如“茶马之路”。这些商路最主要的取道大致为南方贯河南入泽州(晋城)，经潞安(长治)至晋中盆地，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州，出雁门关，过张家口或杀虎口，再由内蒙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北进，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18)转贩的主要是茶叶、粮食、丝绸和棉布，多为大宗日用必需品，容易积聚大量资本，票号遂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晋商开展生意唯本乡人是用，使其地域性的特点极端突出，并形成一批巨商家族，像榆次常家、聂家，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平遥李家，介休侯家、冀家，灵石王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等。(19)大致说来，在清代的大宗南北贸易贩运中，河东偏离了商路的主干道，逐渐黯淡下去。上党地区虽然仍然是商路的重要途经地，但是由于自身地形的封闭，无法成为贸易线路上的枢纽，只能是过卖场和中转站。雁北其行政区划、经济类型、自然条件、文化面貌多同于塞外，而与山西境内其他区域有异，但整个长城以北明清两代的经济命脉都受控于内地，所以在这一点上它与内地紧密联系，不可能产生背向性。而这时，晋中已经依靠优越的交通条件，凭借着在百货业中积聚的大量资本转向金融业，实行票号、钱庄、当铺、账局等货币经营资本运作。“山西票号，虽创于明季，乾嘉以后始渐发达，同、光间则为鼎盛时代。其在宣统时，票号凡二十二……余二十一，皆山西帮。二十一家之中，又分为三帮，祁、太、平是也。祁为祁县，太为太谷，平为平遥。”(20)
祁、太、平及汾州一线的榆次、介休、汾阳、灵石等县以清中期以后它们在山西商界的龙头地位，确立了晋中这一区域的出现及其特色。晋商地域性的转移，反映了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开放的过程中，单纯占据生产资料的地区相对于交通便利之所由优势转为劣势的必然趋势，晋中最终确立了它的核心领导地位。晋中的核心是祁、太、平而非太原，反证了前面论述的外向型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太原并不是先为晋中的中心，再为全省的中心，它的设立一开始就是满足政治格局的需要。在行政层级和经济网络的双重规整下，山西完成了形式上的区域整合：以太原为中心都会，晋中为核心区，将整个山西区域按一定的层次和规模等级关系组织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主要以经济形式完成的区域整合，到底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还是可以上升到社会文化意义上？
雍正二年五月九日刘於义奏折云：“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朱批答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21)这条史料被研究晋商及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反复引用，原因不言自明。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里，山西人居然毫不掩饰地追逐商利，鄙视读书，而且朝野皆知，可见影响之大，也证明该区域群体整体价值观之转移。
明清商帮“南新安，北山右”并峙称雄，前者“贾而好儒”，后者却与读书仕宦根本对立，不能不发人深思。究其原因，双方所处的学术环境截然不同。“在号称‘东南邹鲁’的徽州，徽商要使自己的价值观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要使自己的功名事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就不能对传统的价值观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徽商在心理整合的过程中，对传统的贾儒观、本末观加以改造、变通和融合，从而使以商业为‘功名’的价值观为整个社会所容受。”(22)山西则因为没有这种压力，根本不用考虑与理学调适的问题。宋明理学，山西学者为《宋元学案》之宗主者，只孙复、司马光二人；而此二人一生或讲学或做官在外地，与山西并无多大关系。王阳明心学乃明中后期学术思潮之主流；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尤倾力于“王门”，山西则未著一人。读书人受经济条件限制，多半耕半读，也不能起良好的引导作用。故于学术，山西“士子谨愿者多，振拔者少，无毁方跃冶之习，亦少通经学古之彦。入学后半事农末以资生计，即有穷年孽矻祗株守时艺，见闻固陋，无所为赅博淹冾者，盖囿于风气，特达殊难”。(23)
明人王世贞说：“晋诸生之文廑廑守章句，不悖其师说……以故造士之数视它大省恒不相当也。”(24)迟至雍正时，山西人又公开鄙薄读书人，故而明清历代山西进士登第情况无疑是引人关注的。郭荣生著《清朝山西进士》一书(25)，利用两部《山西通志》修正《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和《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收集清代晋籍进士1456名，在对清代各朝每科录取晋籍进士的百分比进行对比后，得出“山西进士，随时间之嬗递，愈后愈衰”的结论，认为这是由于山西人经营票号及当铺所致。但是若深入对山西每个县明清各朝的进士人数进行排比，会发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明代晋籍进士950人，清代1456人，我们列出进士总数排名在前15位的县，发现有6个县发生了变化，递补进来的6个县，除冀城外，介休、文水、太谷、孟县、忻州都在晋中，而清代这里恰恰是全省商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如果再对明清商业繁盛的各县进士登第情况作逐一具体分析，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在明清商业最发达的安邑、蒲州、泽州、潞州、大同、祁县、平遥、太谷、介休、汾阳等地，每县进士人数的盛衰变化情况都各不相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清初山西的商业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传统读书仕宦的观念后，商与士也不是简单的此盛彼衰的对立。
事实上在山西，商与学有过背离，但是从未处于根本对立，商与学之间经过了农(实指生存需要)的必然中转环节。“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26)商业经营的初期，使经济水平急剧抬升，更多的人有可能读书仕宦，光宗耀祖，但是当商业极度发达，商人可以通过经营本身确定自己的地位时，就不需要用读书入仕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山西人的尚商、次农、下士其实处于一种极低的层面，仅仅是经济生活的需求，商人根本没有成为新价值观的代表。应该说，晋商只是通过对山西固有的勤俭习俗的肯定和发扬(27)，以及对社会风气的迅速改变(28)，在民俗和民风，即仅仅在道德的层面上，使明清山西地域性经济网络的重建上升为整体社会心理的整合。
但是仍然有一个很典型的文化现象可以佐证清代晋商的活动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意义，即山西四大梆子的渊源流变关系。(29)四大梆子，以蒲州梆子兴起最早，约在明代中叶；又在明末清初分出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形成略晚于蒲剧，虽然受到蒲剧的明显影响，风格迥然独立。中路梆子或源出蒲剧，或源出北路，总之为四大梆子的最后形态。这与山西历史上上党、河东、雁北先后兴起及晋中最后凸显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完全一致的。再单看中路梆子的兴起及发展过程。清末民初中路梆子始兴盛，由于晋中富商大贾的积极扶持及亲自参与，涌现了大批班社，著名的多聚集于祁、太、平三县。而据今人所编《山西戏曲概览》，书中录有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舞台上的中路梆子名角晋籍17人，其中清徐2人，榆次3人，祁县2人，太谷4人，平遥1人，汾阳3人，文水1人，全不超出太原盆地的范围，同时这里也是清代山西商业活动最兴盛的地区；而他们登台成名则必于太原，如同后来中路梆子凭借行政中心升格为晋剧，晋剧院一定设在太原。可以说没有晋商活动对晋中区域形成和地位巩固的直接作用，山西地域文化形成的进程无疑将大大推后；而晋中核心区与太原行政中心先背离后重叠的特征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反映。
本文采用现代省区的地域范畴，然后来探讨该地域内是否存在同质的文化并建立了边缘核心的等级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山西地形完固，容易使人误以为“山西文化”早已存在，实际由于山西在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地理区位，其境内“河东”、“上党”、“雁北”等区域长期呈外向型发展态势，迟至清中期以后，通过省级政区的长期确立和晋商的地域性转变，在行政层级和经济网络的双重规整下，山西才最终形成以太原为中心都会、晋中为核心区、包含晋南、晋东南、晋北各文化亚区的地域文化概念。笔者大胆揣测，如果对有代表性的其他省份进行同样框架的研究，相信行政和经济体系在中国地域文化塑造中的重要性和多样性可以看得更清楚。
注释：
①地域文化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对“区域”进行严格界定。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强调，区域的概念基于两点：(1)要进行考虑的事物的共同性；(2)要进行考虑的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详见[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7-248页)。共同性和系统性的标准对文化地理的研究亦不乏启发意义。
②《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5页。
③例如《宋元学案》卷14《明道学案下》曰：“郝陵川《明道伊川两先生祠堂记》云：‘泰和中，鹤鸣(俊民)先生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鹤鸣泽州人，泽州学者多原于明道，所谓‘先生之学’，盖谓明道也。”(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4页)。
④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4篇《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⑤1949年始设雁北专署，划归察哈尔省；1952年复归山西省，称雁北专区，1971年改为雁北地区。
⑥《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2集卷47《经大同府》，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37，(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60页上。
⑦[美]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载[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27页。
⑧行省制虽始于元代，但是山西所属之中书省太过辽阔，实际的高层政区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
⑨(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卷8《州县税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⑩《清实录》第4册《圣祖仁皇帝实录》卷84“康熙十八年九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0-1071页。
(11)《明经世文编》卷343《王敬所集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74页上。
(12)《明经世文编》卷357《庞中丞摘稿一》，第3843页下。
(13)(明)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页。
(14)(明)焦竑：《玉堂丛语》卷8《纰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4页。
(15)《明经世文编》卷136《胡端敏公奏议四·备边十策疏》，第1353页上。
(16)《古今图书集成》第9册《方舆汇编·职方典》卷290《山西总部汇考二·山西赋役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0372页中。
(17)《清稗类钞》第5册《农商类·范芝岩商于张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2-2303页。
(18)参见乔志强主编《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页。
(19)这方面以日本学者对晋商家谱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参见孙凤翔：《日本学者对晋商的研究》，载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页。
(20)《清稗类钞》第5册《农商类·山西票号之沿革》，第2309页。
(21)《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3册《山西学政刘於义奏陈考试代州等地密访诸事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22)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页。
(23)乾隆《应州续志》卷1《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州县志辑》第29册，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26页上。
(24)《弇州四部稿》卷59《赠兵备副使广平蔡公迁督山西学政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19，第59页上。
(25)本节对清代晋籍进士的统计即依据该书(郭荣生：《清朝山西进士》，台北：山西文献社1976年版，第9-44页)，明代则参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26)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州县志辑》第14册，第80页上。
(27)相关史料如下：《汉书》卷81《匡衡传》，匡衡曰：“臣窃考国风之诗……晋侯好俭，而民畜聚。”(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35页。)；《汉书·地理志》：“河东……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第1649页)；《隋书·地理志》：“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60页。)；《通典》卷179《州郡九》：“山西地瘠，其人勤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4页。)；《宋史·地理志》：“太宗迁晋、云、朔之民与京、洛、郑、汝之地，垦田颇广，民多致富，亦由俭啬而然乎？……(河东路)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38页。)；《五杂俎》卷4《地部二》：“(山右)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明代笔记小说》第23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清圣祖御制文集》第二集卷7《论扈从部院诸臣》：“今朕历行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而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37，第418页上。)
(28)参见张正明：《明中叶以来民风的变化》，《晋阳学刊》1995年第3期，第95-98页。
(29)相关资料，参见张林雨：《山西戏剧图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