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即民间之习俗。山西民风，是在山西这一特定区域形成的风俗，具有独特风格。本文试就明中叶以降山西民风的变化作一探讨。

　　一

　　山西东处太行，西接黄河，北则大漠，素称用武之地，距京师仅数百里，实其右臂。《诗?唐风》传：山西“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杜佑《通典》：“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隋志》：“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其於三圣遗风尚未尽澌灭。”至明代前期，依然是民风淳朴，勤俭不华，力田务实，因北临边塞，民尚习武。明代山西共领五府三直隶州，十六府属州七十八县，明初五府三直隶州的民风基本状况是：

　　太原府：“其风勤俭，不好词讼。”（嘉靖《太原府志》卷9引《一统志》）

　　平阳府：“君子忧深思，远小人，俭啬耳，甘辛苦，薄滋味，勤於耕织，服劳商贾，绛人……尚多勇敢，蒲解邻秦，其人乃有秦风，隰吉居山，其人多质朴、信实，霍人与平阳颇类。”（成化《山西通志》卷2）

　　汾州府：“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光绪《山西通志》卷99引《明一统志》）

　　潞安府：“民多俭质而力农，士尚气节而务学”。（同上）

　　大同府：“俗尚武艺，风声气息，自昔而然。”（同上）

　　泽州：“性质气豪，力勤耕种，悖而好义，俭而用礼”。（同上）

　　辽州：“其民信实纯厚，其俗则悍朴直”。（同上）

　　沁州：“专力农耕，少事商贾”。（同上）

　　至于五府三直隶州所辖州县之民风，可以归纳为以下16种类型（据成化《山西通志》卷2所载。）

　　民风刚劲直鲁州县：祁县、静乐、文水、榆次、永宁州、中阳、太平、翼城、大宁、绛州、河津、大同县、怀仁，计13州县。

　　民风淳朴州县：阳曲、太原、清源、太谷、寿阳、河曲、岢岚、岚县、兴县、平定州、乐平、忻州、代州、崞县、五台、太平、翼城、岳阳、汾西、襄陵、蒲县、霍州、永和、乡宁、绛县、垣曲、解州、安邑、夏县、平陆、蒲州、临晋、万泉、怀仁、应州、浑源、灵丘、汾阳、介休、临汾、石楼、沁源、和顺、长治、壶关、长子、黎城、平顺、高平、陵川、阳城、沁水，计52州县。

　　民风尽力耕织州县：清源、祁、文水、太谷、徐沟、榆次、寿阳、盂、河曲、保德州、岢岚州、岚、兴、永宁、中阳、平定、乐平、定襄、代州、繁峙、五台、临汾、曲沃、翼城、浮山、浑源州、洪洞、汾西、蒲、灵石、隰州、永和、大宁、吉州、绛州、秸山、绛县、垣曲、解州、安邑、夏、芮城、蒲州、临晋、猗氏、荣河、万泉、河津、怀仁、朔州、马邑、应州、山阴、蔚州、广灵、灵丘、广昌、汾阳、介休、临、武乡、沁源、和顺、长治、壶关、长子、屯留、浮山、黎城、平顺、高平、陵川、阳城、沁水，计74州县。

　　民风勤俭州县：阳曲、太原、祁、文水、太谷、徐沟、榆次、寿阳、盂、河曲、保德州、岢岚州、岚、兴、中阳、平定、乐平、忻州、定襄、代州、崞、繁峙、五台、临汾、太平、翼城、浮山、岳阳、洪洞、赵城、汾西、霍州、灵石、隰州、永和、大宁、吉州、秸山、绛县、安邑、芮城、平陆、蒲州、临晋、猗氏、荣河、万泉、朔州、马邑、应州、山阴、蔚州、浑源州、广灵、广昌、汾阳、孝义、介休、平遥、临、石楼、武乡、沁源、和顺、长治、壶关、屯留、浮山、黎城、平顺、阳城、沁水，计72州县。

　　崇尚文学州县：文水、榆次、永宁、平定州、代州、五台、洪洞、赵城、霍州、秸山、安邑、猗氏、河津、蔚州、平遥、武乡、浮山、黎城、高平、陵川，计20州县。

　　知礼讲义州县：阳曲、太原、徐沟、保德、兴、太平、霍州、吉州、芮城、平陆、蒲州、朔州、祁县、汾阳、孝义、高平，计16州县。

　　少文学州县：清源、徐沟、寿阳、岢岚、岚县、中阳、忻州、永和、大宁、山阴、介休、临县、平顺，计13州县。

　　不通商贾和少商州县：盂县、繁峙、岳阳、蒲县、隰州、解州、万泉、应州、石楼、平顺、荣河、沁水，计12州县。

　　不好词讼州县：河曲、平定、乐平、五台、霍州、浑源、武乡，计7州县。

　　好词讼州县：大同、怀仁、孝义、沁水，计4州县。

　　好狩猎县：忻州，1个。

　　通商贾或趋盐利县：交城、曲沃、安邑、蒲州，计4州县。

　　好蓄积州县：绛州、夏县、蒲州、临晋、猗氏，计5州县。

　　少织衽州县：盂县、兴县、乐平，计3州县。

　　好祀鬼神州县：万泉、寿阳，计2州县。

　　尚豪侈州县：永宁，计1县。

　　由上可见，在94个府属州县中，13.8%的县有民风直鲁习俗，55.3%的县有民风淳朴的习俗，78.7%的县有力耕织之风，76.6%的县有节俭的习俗，21.2%的县有崇尚儒教文学的习俗，17%的县有讲礼义的习俗，13.8%的县有不喜文学的习俗，12.7%的县有不通商贾或少商之风，仅有4%的县通商贾，其中交城县尚是农末相资，安邑县系有天赐自然结晶的盐池之利。显然，明前期的山西，是一个男耕女织、节俭淳朴的自然经济结构比较典型的社会区域。

　　二

　　但是，明中叶以后，山西的民风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变化。这些府治及州县民风变化前后状况是：

　　续表

　　以上发生民风变化的24个府州县，已占全省府州县的24%，而且这些府州县多分布在汾河、涑水流域及府州重镇。

　　总之，山西民风，正如明人顾炎武所说，“国初，民无他嗜，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后则靡然向奢，以俭为鄙。……而奢靡之风，乃比于东南”（顾炎武《肇域志?山西》）。

　　三

　　对于明中叶以来，山西一些地方民风的变化，明朝统治者十分担忧，纷纷哀叹民风之变。如崇祯《山西通志》称：“山西厥土硗瘠，故民多贫厥，俗尚勤俭，故用仅足，今地理所出不逮曩者，而侈靡更炽，将何以为继耶？”明人周永春说：“窃闻沃土之民淫淫则忘善，瘠土之民劳劳则思善，今民不知劳劳而淫淫心舍力奢溢潜差，俗敝矣”（崇祯《山西通志》卷29艺文中序）。万历年间汾阳知府赵乔年，在《风俗利弊说》一文中称：“志称民性淳厚，俗尚勤俭，好义敦信，岂非陶唐氏之遗风犹未泯欤，惟是宗室繁衍，渐流怙移，民间效尤，竟务奢靡，建淫祠，崇鬼事，媟亵不经之费动千百计，财匮而俗亦蔽矣”（万历《汾州府志》卷2地理类）。统治者认为“侈心一开，渐就波靡，俗使然也，返薄还淳，标俭朴，是有望於维风者”（崇祯《山阴县志》）。万历《汾州府志》称：“挽奢归俭，在司世教者，身先之而已”（卷2）。万历时任阳曲县知县的周永春曾组织文人编撰《复古指南》，“取仪礼诸书互相参证，……自冠礼以至交际凡十款，明白简易，而又绘之以图，俾便观览也。”周永春认为“风正俗善在此一举矣”（崇祯《山西通志》卷29）。万历时，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还专门编撰了《实政录》，要求属吏照此办理，以正民风。如《实政录?禁约风俗》称：

　　“一织金装花木，王府仕宦人家，品服以别贵贱。今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已为僭分，又有混戴珠冠及金银的髻四围花通袖刻丝捺纱挑绣袖口领禄等服，而倡优装饰金银满头……又有衙棍市游绫缎手帕滥作裙裤杂色宽带与衣齐，甚为可恨。今后庶民之家，富者止许无补绫罗缎绢，下三则人户梭布绢绸，凡在省销金价除汗巾销金不禁外，敢有於衫裙及书简箸签轴帐帘帏销金及男女僭分穿着前衣者，乡约举报到官，男子罚谷五十石送边，仍与匠人裁缝俱重责枷号，其倡妇穿锦绣金珠者，乐工重责枷号，衣饰赏给孤老。一访得本省妇女戴金不戴银，有一簪金重一两二钱者，……下五则人户不许戴金首饰，上四则人户应戴金簪者不许一钱……一二金线梁便有品级，三镶云履原是朝靴，俱非仕者之服，近日不余缙绅金梁乱戴，而吏承门快镶履乱穿，甚属僭逾，今后但有仍前滥穿妄戴及男性牦高过八寸，女性髻高过五寸……妇衣过膝三寸者，俱违新题事例，除夫男重责升户外，工匠裁缝人等枷号革铺，系外来者送解原籍……一房屋为蔽风雨，雕刻彩花为何，间架有品级，民间岂得乱盖，至於镀银鞍辔殷绢围裙捺织座褥金银器皿俱非士民之家所宜泛用，违者许诸人告出升户三则。……一聘约之费共计富者不过五十两，贫者不下五两，嫁女之费总计富者不过百两，有爱女者分与私财，过后供给，贫者荆钗布裙，各从其便……一切夸眼虚文，过饰僭分者，尽行裁革，违者许乡约举出，升上户，坐重差。”

　　不难看出，吕坤等明政府官员，为了使山西民风退回到明初的状态，可谓费尽心机。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山西一些地方民风之变已经势不可挡了。

　　四

　　山西一些地方民风发生变化的原因，笔者以为，首先是山西商人的兴起带来了民风之变。明建国后，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政府的严重兵患。为此，明政府不得不实行重兵把守边镇和卫所军屯以及加修长城等一系列防御措施，先后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镇，统称九边，共驻军队80余万，形成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于是，推行开中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山西位于长城内侧，地处东西、南北商路要冲，山西商人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集北边屯田、贩运粮食，换取盐引销盐于一身，大获其利。明中叶开中法废，山西商人又以其雄厚的资本，或留在北边充当边商，或迁扬州充当内商，或活动在河东、长芦盐区。同时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和地区，逐渐成为全国最有势力的一个商帮。明人谢在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五杂俎》卷4）。明人王士性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广志铎》）。山西豪商富贾多了，他们便在生活上追求他们过去得不到的东西，于是民风为之一变。正如《偏关志》所载：“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於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起居服物竟尚华靡，习尚为之一变”（民国《偏关志》）。

　　其次，山西省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风之变。如前所述，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发生变化的地方，主要在汾河，涑河流域及大同潞安、泽州等府州。汾涑流域为山西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南达中州，西邻陕境，仅一河之隔。明人张瀚说：“河以北为山西……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松穸梦语》卷4）。平阳府治临汾明代建筑鼓楼按照四个方向立有四块牌匾，分别写着：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表明了其要冲之地理位置。尤安邑盐池之利，乃天赐宝藏。北边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五杂俎》卷4）。东南部以潞安府为中心，潞安府“货之属有绸、绫、绢、帕、布、丝、铁、蜜、麻、靛、矶”（万历《潞安府志》），泽州“货有布、缣、绫、帕、台、丝、蜡、石炭、文石、铁”（万历《泽州府志》卷7），尤潞绸、泽帕名闻天下，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潞绸。此外，手工业铁器生产也较发达。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的民风，自然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了。

　　第三、王府官宦人家生活奢靡对民风的影响。万历年间曾任汾州知府的赵乔年说：“惟是宗室繁衍，渐流怙侈，民间效尤，竞务奢靡，建淫祠，崇鬼事，殜亵不经之费，动千百计，财匮而俗亦敝也。且也宗民杂处，奸宄丛生，宗或鲸吞虎噬乎民，而民亦倚宗为窟，转相凌之后，递相倾陷，大半弱者之内为强者食，民率逐於末作，走利如鹜，而又无富之实，有富之名”（万历《汾州府志》卷2）。在潞安府，“长治附郭习见王公宫室车马之盛，而生艳心，易流于奢……夫今俗之靡，正以士庶而效王公之议。”（万历《潞安府志》卷9）

　　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的变化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及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冲击了旧礼教。所谓旧礼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它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的变化冲击了这一旧的礼教。如明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成法。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彩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绸缎，皆有限制。房屋住所，自有品级。明中叶以来，“商贾之家亦雕龙绣拱，玉勒金羁，埒王公矣，妇女则珠络翠翘，飞纤几绡，几后妃之饰矣，而冠祭之仪缺焉”（万历《潞安府志》卷9）。表面看来，是服饰等变化，实质是对等级制的挑战。俗话说：“不破不立”，新民风的形成，对旧礼教的冲击，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2、新的民主启蒙思想的温床。新民风的出现，有利于新思想的萌发，最突出的是明末清初民主启蒙思想家傅山的出现。傅山生于明万历34年（1606年，一说1607年），卒于清康熙24年（1685年，一说1684年），山西阳曲人。傅山的成长期，正是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对于他的反对奴性，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平等；反对爱私，主张爱众；反对封建纲常，主张人欲合理等民主启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3、标志着旧的封建经济、文化结构开始动摇。男耕女织式自然经济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的经济结构形式，其文化现象也是这一经济结构形式的产物。新民风的出现，标志着旧的封建经济、文化结构已经开始动摇，所谓“相嘘成风，相沿成俗，是虽一时习尚，而实世运污隆系焉”（万历《汾州府志》卷2）

　　4、带来了移民之风。随着民风的变化，人们的视野渐被打开，死守故土的传统观念也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走出故土外出谋生。如潞安府“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固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万历《潞安府志》卷12迁徙）

　　当然，新民风中也带来一些恶俗，如崇事佛道、好祀鬼神、奢侈浪费等，都是应该予以批判的。但是总的来说，从明中叶以来山西一些地方民风的变化中，看到了一缕时代的新曙光。

　　（附记：此稿的完成，得力于日本京都大学小野和子教授、东京山根幸夫教授等真挚帮助，谨在此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