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可能是史学界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经过30年的实践，社会史可谓中国史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了。在这30年里，从社会史的复兴到区域社会史，再到新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摆脱政治史的强音到新近的回归政治史的呼吁这样一个往复过程中，透露了哪些最为核心的学术思想观念？在面临挑战、不断争论的反思过程中，社会史如何进行自我调适，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对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提供参考？这些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社会史的复兴

1978年，发生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等重大事件，成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标志。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松动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均进入了破茧而出的“新时期”，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社会史发出的最强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呼吁是对史学研究浓厚政治意识的“工具论”的淡化，是对“五种社会形态”、简单线性进化论和近代史“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革命史范式的反思。

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史学界有一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使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应该说那么一场大讨论，出现了一个社会史的资料整理的一些有关社会史的书目，但是毕竟不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这种回溯原点的努力，更多的具有论证开展社会史研究合法性的色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如果从社会史学术史的视野来看，其中一些常常忽略却至为关键的线索，仍然可以提供对1978年以来社会史的发展过程的思考。其一，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赋予了他们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意识，将中国的历史“概念化”了，一些重要概念即来自于社会学。其二，史学家对中国革命性变革的现实关注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其三，研究者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和上述问题密切关联的是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倾向，20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和社会问题著作的突然增长，是此时中国思想所发生的社会学转向的最明显的表征。大、中学校社会学和社会问题课程的设置以及政府性机构和社会学组织开展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不仅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资料，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观点日益在20年代的中国扎下根来①。简言之，社会史与社会学理论的密切关系，现实关注与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社会调查与资料搜集等一些和社会史研究有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已显露出来。

1978年后的政治、社会和学术形势与二三十年代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社会史复兴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却有旧知新识之感。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开始走出被否定和批判的禁区，并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学重建的工作。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②如果说1978年以后，“解放思想”扫清了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障碍，社会学的重建对社会史复兴的推动和促发作用也不容忽视，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密切关系重建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于历史学自身的反思，从1978年开始社会史研究已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此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讨论、定期举办学术会议、成立研究机构、开设课程、著作出版、人才培养等工作逐步展开。1985年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进行讨论。1986年由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讨论内容集中在社会史研究对象问题等方面。这次会议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此后，每两年一届的社会史年会坚持不懈定期召开，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多家单位共同发起召开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亦以两年一届为期，现已召开两届。为推动社会史研究，山西大学等高等院校成立了社会史研究所。为培养社会史研究工作者，1978年开始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后，一些高等院校即已开始培养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人才，198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确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部分高校开设了社会史研究课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合作，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20种。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史的著作出版，才标志着中国社会史体系的初步形成，形成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高潮。1992年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界虽有批评之声，但从当时社会史的发展状况来看，它毕竟“使整体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③。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张静如教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等几部各有特色的通论性社会史的著作先后出版，在当时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划出了一个比较明细的研究范围，或者说是一个大概的研究范围。

他们的研究展示出来的意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把所设计的社会史的理论框架和史实结合起来，把它容纳、贯穿到通史和断史的著作当中，从理论的层面开始到实际的操作，使得社会史的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

一个学科的兴起势必要讨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框架等问题，社会史亦复如此。“社会”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之区分，又有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兼有“多维一刻”的时间流动性，加之西方社会史兴起过程中本身的争论，使得不同的学者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提出了观点。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基本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应该以社会生活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如冯尔康先生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提示它本身在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作用和地位”④。乔志强先生提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它“不属于人类生活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社会生活”⑤。其二，认为社会史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如陈旭麓先生则提出社会史应该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部面貌”，“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所注重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⑥。张静如先生认为，“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⑦。

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研究框架和研究对象紧密联系，代表性的观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乔志强先生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平行相邻的从属于通史的专门史。社会史研究体系由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部分构成，是为“专史说”。陈旭麓先生不同意把社会史看做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专史，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⑧。《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嬗递。张静如先生提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他不同意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中分离出去。其著作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方面建构社会变迁的整体状貌。陈、张二人观点是为“通史说”或者“总体史说”。后来，赵世瑜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⑨。后来，他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提出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的范式，而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是为“范式说”。常宗虎曾写过一篇文章，否定中国社会史学科存在的意义，把社会史的研究视为一种方法。其后，行龙撰文指出，社会史的“范式说”和“专史说”并不矛盾，更没有高下之分。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来讲，社会史就是一门专史；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看，社会史以它鲜明的总体史的追求，追求一种总体的历史研究，自下而上的视角，还有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总体史、自下而上、多学科的方法这几个特性来看，社会史为旧史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其实这个问题，西方社会史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克就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他说一门学科并不完全通过它的对象来被定义，不管哪一个学科，并不是通过它的研究对象来定义，它所具有的限制也完全可以以其方法的特殊性质来被确定⑩。可以说，对社会史这些基本理论的讨论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社会史相关问题的讨论必然涉及到社会学的某些重要概念、理论，反映了从历史学科出发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看来，应当说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史的讨论涉及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研究内容等广泛问题，促进了社会史的发展。但是，复兴之初的社会史起步晚、底子薄，所倚重的社会学也面临着重建，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双重的局限。加之西方社会史并非一个同质体，存在诸多认识上的分歧。上述讨论毕竟局限于历史学界的讨论，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上述原因致使在社会史讨论过程中，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和把握、研究框架的建构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史应该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是现代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并列的从属于通史的一项专史，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以及动态的变迁。社会史要获得长足发展，须注重与社会学等其它学科实现科学的整合(11)。历史学和社会学对于社会史研究相关问题的讨论，充分显示了社会史学科交叉性的特征。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学术界对开展社会史研究发出的呼唤。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和“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1978年后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学界肯定了它作为一个改革创新、别开生面、突破旧框架的角色，但对于社会史在中国史学的作用的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之外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留待它开拓，以往史学苍白干瘪的形象，由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12)。

随着社会史学的发展，社会史学界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状况，他们“不赞成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相反主张社会史为了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目前急需下决心割断传统史学的脐带，在一种新学术氛围中发育壮大，拓开自己的路。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首先应该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13)。随着社会史学科性质讨论的展开，人们对于社会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日趋成熟，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专史最终拥有了独立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来看，有人将这一时期社会史发展的特征总结为“闹独立”、“争地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史发展的大致状况。在丰满历史的内容的同时，却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骨架。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其实汇聚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资源，也反映了怀旧和趋新的心态。把社会史复兴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其产生的论著，是为怀旧。作为另一个资源，法国年鉴学派自下而上视角、整体的（全面的）历史、长时段等概念几乎成为趋新的潮流。亦步亦趋的中国社会史试图在和国内、国际学术实现对接的过程中，似乎是方枘圆凿。一方面但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来看，社会史论战和社会史研究尚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我们所要倡导的法国年鉴学派已经“时过境迁”，发生了学术转向。这样，接上了断骨、撒上旧方的中国社会史埋下了不少隐忧，在所难免。对此，孙江指出：“在当代世界新史学变化的时间表上，值得我们痛加反思的是，限于学术信息的不足和学术语境的不同，我们和欧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声音发出了‘史学危机’  的呼声，但是内容却根本不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的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我们视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来加以追求的目标！”(14)

二、区域史、历史人类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复兴之后面临着新的选择。初步建立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后，已不能局限于单纯理论、概念的“坐而论道”，也不能停留在宏观的、一般的“大而化之”的研究层面，如何实现突破它而走向深入，成为社会史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区域转向，社会史研究从整体社会史迈向区域社会史，反映了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又一个新潮。

应当说，我国素有地域研究的传统，但是把区域社会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有针对性地进行全面系统地探索，却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区域社会史之所以能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具有多方面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经济普遍发展起来，但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显然值得重视。因此，寻找不同区域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费孝通先生针对全国各地的差异而总结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各类发展模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设想(15)，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对于社会史研究者来说不可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中国幅员辽阔，受经度、纬度、垂直地带性影响，区域差异明显。“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既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地域特色，又存在着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在近代这种不平衡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差异还导致了另一种不平衡性，即沿海地区更多地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意识形态的消融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展开，沿海地区的一些学者得风气之先，较早开始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进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萧凤霞、科大伟等人的合作研究，从宗族、宗教的角度考察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区域社会的变迁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如果从“学缘”来看，区域研究在法国年鉴学派著作中也占有相当比重，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似乎顺理成章。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性成果的引进，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尤以美、日学者的影响较大。施坚雅的研究就是地理学和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他在有关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晚清中国城市的研究中，引入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使历史研究更显空间性与立体性，对区域社会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不少学者针对施坚雅的理论提出了批评，但区域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第一，社会史研究需要以区域为单位进行研究，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空间结构。第二，区域结构不仅是一个空间结构，也是一个时间结构，要注意区域研究中空间、时间结构的差异性。第三，市场及区域理论有助于中国区域类型比较研究的发展，有助于从整体和区域差异来认识历史。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史界的流行语。柯文写作该书时，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其所讨论的问题主要也是针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争论的焦点。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存在诸多局限，有批评者认为这一取向本是针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情”，中国学界对近代史的研究，向来注重本国内容而忽视“冲击”中国的外国因素，本应该揭示或发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即从提问层面关注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想所为(16)。还有学者指出它是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形成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17)。“错把冯京当马凉”，柯文所主张的内部取向和区域系统研究却成为中国社会史的区域性研究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1994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学会第5届年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社会史学界首次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论、方法、意义进行全面系统讨论的开始。田野调查的队伍在争议中日渐壮大，多学科渗透方法广泛利用。这次会议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实现了与国外社会史界的正式“接轨”，社会史学术会议开始出现了英、法、日和香港地区学者的身影(18)。

此后，社会史年会以及各地举办的相关学术讨论会，议题多聚焦在区域社会史研究。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相关的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如中山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等单位成立“华南地域研究会”，山西大学成立“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成立“徽学研究中心”等。围绕区域社会史研究诸多问题，有针对性地召开了系列会议，如“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等(19)。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继产生了一批成果。主要有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此同时，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杜赞奇、马若孟、彭慕兰等人的著作也相继译介到中国，对区域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史研究学术格局，并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多地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看两不厌”，对共时性“结构”与历史性“过程”的关注使两者渐行渐近，中山大学更是树起了“历史人类学”的旗帜。他们在把握历史内在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出发，从宗族、绅士、族群等入手，研究地方如何纳入国家及其复杂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大学联合相关单位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