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和巨大进步，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社会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化，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历史现象和历史场景的再现，加深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P450)马克思的这句话，非常深刻地讲清了社会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加强和发展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飞速进步，成绩斐然，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同历史学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似乎相对薄弱，人们关注的程度还稍嫌不足。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奇怪。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有那么多重大政治事件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学者们当然会首先把研究精力集中到政治史、经济史方面去，因为毕竟经济发展程度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尺度，而政治制度和政治举措则是社会状况的集中体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也是在长期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作为研究主体之后，才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史热和文化史热。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相对薄弱，这当然是一个不足；但如果我们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这一现象，就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前景和宽广发展余地的领域，是一片学者们可以纵横驰骋、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谈一点想法，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说起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种现象很不正常。本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正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刘云山曾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壮大主流舆论”。那么，什么是“主流舆论”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流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现在却造成这样一种氛围，谁提倡或者宣传一下唯物史观，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就要承受巨大压力，甚至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在有些人的眼里和嘴里，唯物史观几乎是“僵化”和“左”的同义语。其实，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但任何人对历史的观察、认识和诠释必定由某种历史观所支配，不是这一种历史观，就是另外的某种历史观。

　　实践证明，唯物史观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也没有穷尽真理，但确实为探究历史真相、发现历史规律提供了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关于这个问题，钱学森曾作过重要论述。他说：“人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是愚蠢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上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由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钱学森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是一般地讲这个理论如何重要，如何正确，而是强调“不懂”、“不要”、“不用”这个理论，实在太傻了，太愚蠢了，是要吃亏的。这么好的“法宝”、“宝贝”和“锐利武器”，为什么丢弃不用呢？这多么可惜呀！完全是一种惋惜的口吻，并且说明这是他自己切身经历的深刻体会。由此亦可探知，他讲这个话，完全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

　　对于唯物史观，国外亦有学者作了较为客观的中肯评述。如19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要编一套“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系列丛书，其中的历史学卷委托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负责。他执笔起草后，经过集体讨论，写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这部书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作用与影响时说：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2](P27)。

　　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2](P32)。

　　一个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对唯物史观是这样的看法，我们大概不能说他是“左”或者“僵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一定要着眼全局，抓住要领，紧紧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中展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深入发掘与分析。在一定历史时期，大至社会变迁、社会管理；中至社会风习、社会心理；小至人们的饮食起居、衣着打扮、家庭婚姻、人际交往，以及文化生活、宗教活动等等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历史本质的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也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巨大作用。因此，社会史研究决不能就事论事，支离琐碎，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看作一个个孤立事件的堆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事实上，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离开了历史大环境，不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观察，常常会变得无法理解，或作出错误判断。现在有一种时尚，即有些人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下，流行把历史所谓“碎化”或“碎片化”，大家热衷于去具体研究、描述一个个很细小、零碎的历史现象，认为这样才是对历史真面目的挖掘。这种现象在社会史研究中尤为突出。亦有学者把社会史仅仅理解为社会生活史，以为社会史只应该研究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表象，把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同宏大历史环境和事件隔绝开来。我以为，以上种种均是对社会史的误解。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一定要努力避免这种倾向。毫无疑问，理论思维不能建筑在空想的基础上，必须以丰富的、真实的历史现象为前提，为对象，否则就是胡思乱想，就是唯心主义。但如果只满足于罗列或者捡拾一些历史碎片，也决不可能触摸到历史的本质。

　　第三，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众所周知，学风浮躁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当然，造成学风浮躁的原因很多，有很复杂的社会根源，但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对于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说，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把历史真实作为治史的最高准则，均系史德的一个最起码又是很难做到的标准。任何人只要不是在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总和的基础上去叙述和分析历史，而是像列宁所说的，“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比如，有一本畅销书在讲到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背景时说，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是很稳定的，“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工商业呈现兴旺景象”，社会治安良好，所以，“革命形势一直都不够成熟”，“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这个说法，完全不顾革命派连篇累牍对当时亡国灭种民族危机的强烈呼喊，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深刻揭露；不顾立宪派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忧虑和对政治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无视外国人士对这场革命无法避免的种种预言和警告；甚至不顾清王朝当权者关于当时局势已经“人心土崩，国事瓦解”、“气数已尽”的哀叹，只是靠自己的主观臆想编造出来的，离历史的真实实在是十万八千里。我想，任何一位严肃的、有学术良知的史学工作者，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种不良学风。

　　第四，要旗帜鲜明地同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线。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十分泛滥，搞乱了许多历史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鼓吹“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二是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视为脱离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途；三是肆意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堆积，描写成一团漆黑，并极力丑化甚至妖魔化革命领袖和为革命献身的志士仁人。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曾于《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重灾区，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对于这个错误思潮，金冲及曾在《谈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不无担忧地指出：“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引者注)中的消极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以为那都是‘老一套’，不值得再多说。有的人还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他们企图留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所作的，无非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了一批人，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值得深思。”

　　特别是在社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歪曲或捏造事实，作出某些错误结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在这里，可以《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为例略加说明。在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对于这样的说法，台湾的李敖给予了批驳。他说：“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任何人只要不抱偏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就能够接近或把握历史的真实，而一旦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手段，就不能不曲解、涂改甚至伪造历史。

　　第五，发展当代社会史，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学术队伍建设。说实话，如果没有人，没有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学科的发展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说的队伍，实际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广大的国史研究工作者，他们在研究新中国历史的时候，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等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社会史这个领域，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参与和加入社会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培养、团结和凝聚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专业队伍。这两部分人，前者要求其广，后者要求其精。要建设和壮大一支专业队伍，需要有热心人，或者有志于此的专业单位，在自己作出学术成绩的同时，做许多工作，创造各种机会，提供各种平台，也就是说要有人起来挑头做深入细致和艰苦烦琐的组织工作。同时，还应逐步形成几个以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为特色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在这方面，已有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了探索，值得提倡。

　　以上对于如何发展和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我讲了五点个人意见。应该说明，我的专业主要是晚清史，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没有研究，难免有一些外行话，讲错了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本文系2011年10月在保定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与河北大学联合举办的“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在此发表时略有变动。